在张学良后期的照片中，他的身边除了赵四小姐，最多出现的是一个略有歇顶，文质彬彬的人，他就是“张学良将军招待所”所长，负责看管这位少帅的军统大特务刘乙光。一九八二年，当刘乙光无声无息地离开这个世界，人们忽然发现，这位林彪的黄埔同学，一生似乎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陪伴张学良度过那三十年的幽禁岁月。
在军统老特务张严佛眼里，他奸诈狡猾，凶狠毒辣，是折磨张学良的鹰隼。
在大将黄克诚的回忆中，他慷慨豪爽，义薄云天，甚至差一点儿加入了红军。
他到底是什么人？当我们搜寻刘乙光，张学良将军被囚期间伴随他时间最长的那位“大看守”的真实面目时，似乎会感受到，在历史的冷酷之外，有时还会赋予这个世界一丝温情。
张学良晚年说：“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仇人是他看管我，恩人是他救了我的命。”
刘乙光什么时候救过张学良将军呢？
谈到张学良将军的幽居生涯，人们所能想象的，便是苦闷与寂寥。实际上，在张学良被幽禁的岁月里，他的身边曾经发生过许多事情。比如，雪窦寺的遇刺，便是十分惊险的一幕。
这次遇刺，是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最为闪光的一瞬。
雪窦寺，位于浙江奉化溪口，是张学良将军失去自由后，第一个软禁之地。1937年初，张学良由南京被秘密转移到蒋介石的家乡奉化溪口，幽禁在雪窦寺。不久，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也来到溪口，来陪伴张学良，刺杀，就在此时发生。
行刺者，说起来地位还颇为不低，是蒋介石的堂侄媳袁静枝，她在建国后担任宁波市政协委员期间，曾详细回忆自己刺杀张学良的前因后果。
袁静枝为何要刺杀张学良呢？因为其夫蒋孝先为蒋介石身边宪兵第三团团长， 1936年西安事变中因曾指挥宪兵抵抗遭东北军逮捕击毙，故她一直将张学良视为仇人。从袁自己的讲述和此后各方的反应来看，这应该是一个她自发的行动。张学良到达雪窦山之后，袁静枝也寻踪而来。
她曾有两次刺杀张学良的机会，第一次是在雪窦寺大雄宝殿，因仓促相遇未及动手，第二次则是利用了张学良每天与于凤至外出散步的机会，于妙高台枪击了张学良。
袁毕竟是一未经军事训练的知识女性，故第一枪并未命中。就在她准备打第二枪的时候，负责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已经朝枪响处扑去。张学良和于凤至则急忙蹲下隐蔽，吃惊地望着袁静芝被刘乙光抓住，扭了出来，而袁静枝依然拼命挣扎，试图反抗。
这时，于凤至拿出了“大姐”的勇气，毅然站在了张学良的面前，对袁静枝道：“我是汉卿的妻子，如果你一定要认定汉卿是你的杀夫仇人，那就让我代他一死。”
这一举动让袁静枝和张学良都感佩不已。袁静枝因此怅然下山，张学良亦未令人拦阻。后来蒋介石给了袁静枝一笔钱，意在息事宁人，此事遂罢。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于凤至刚强不让须眉，但危急关头冒死扑向刺客的却是刘乙光，是他的舍命一击使袁静枝没来得及开第二枪。
张学良亲口回忆刘乙光救自己并不仅仅这一次。1941年5月，张学良在贵州桐梓龙岗山幽禁地感到腹痛，虽服药而无效，当晚疼痛加剧，经随行医生检验确认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此时的少帅早已风光不再，人人都知道蒋介石是深恨张学良，决心将他长期幽禁了，而且管束极其严格，无命令将其带离幽禁地有掉脑袋的风险。
但刘乙光承担了责任，在不及向重庆请示的情况下，将张学良急送已迁到贵阳的中央医院，由院长沈克飞医生亲自主刀进行了手术。沈克飞回忆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入院时张学良的阑尾已经穿孔并引发腹膜脓肿(后张因此作了第二次手术，并在贵阳住院数月)，手术进行了两个小时，挽救了张学良的生命。因为这件事，张学良很感激刘乙光，曾对人说：“若刘乙光按部就班地请求待命，拖延了住院手术时间，那就不堪设想了。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看守和囚犯永远是一对矛盾的集合。双方的关系可能是人世间最对立的。但张学良和刘乙光却有一种奇特的关系，一方面，张学良和把他看管得密不透风的刘乙光不时发生些大大小小的冲突。
在二二八事变中，双方甚至心照不宣可能你死我活 – 刘乙光奉命情形紧急时击杀张学良，而张学良则亦准备在最后关头武装反抗;另一方面，张学良对刘乙光又有一份理解，晚年记者要他评价刘乙光的时候如是讲：“刘乙光有他的立场，我还是很怀念他的。”“夫妻间相处都会有彼此争吵的时候，何况刘乙光是在做事。再说，他对我也没有什么不好！”
甚至，他的一些评语，还流露出了对刘乙光的一丝欣赏，比如他的清廉。1956年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老刘(乙光)谈到二麻子(刘乙光二儿子刘仲璞乳名)即将出国，前拟赠之旅费，心领不受，惟拟借两万元的存单一用，用去作抵，两月后即可交还，余慨然诺之。”1965年刘乙光退休，张学良这样对他说：“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你要走了，我知道你家里的情况，我想送给你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儿子出国，要向被看守的人借支票来作申请签证的担保，而且“两月后即可交还”，可见，刘乙光这个军统局少将是真的穷。
然而，刘乙光多年看管张学良，有人又说他贪渎成性，连宋子文送给张学良的东西都敢克扣一半，孰真孰假？
张学良临别的赠款，刘乙光最终是挽拒了。刘仲璞到国外读书很用功，后来成为台湾著名的海水淡化专家。
一切，都让刘乙光的形象如在五里雾中。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破开历史的迷雾，刘乙光的真容足以吓人一跳，他在1926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竟然是“混”进国民党的！
大概因为从事特务这种特殊的工作，关于刘乙光的所有记录，几乎都充满疑问和争论，比如有人说他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室的卫队队长，这肯定是拔高了他的地位。一个从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人去看守副统帅已经惊世骇俗，如果可以混到蒋介石身边做卫队长，国民党在大陆恐怕连四九年都撑不到。
我们可以断定的是，他原名刘书之，字乙光，是湖南永兴县人，生于1903年，早年聪颖，考入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 这里也是毛泽东在湖南最早展开革命工作的地方，几位主要教员张秋人等都是早期共产党员。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个打上特务标签的人物，最初却是以革命者的形象出现的。在衡阳第三师范期间，刘乙光受到左翼思想的熏陶。此时。有个比他大一岁的兄长给了他重要的人生指点和帮助。这个人就是开国大将黄克诚。黄克诚此时受党组织安排入广州中央政治培训班学习，临行前与刘乙光谈心，鼓励他报考黄埔军校。刘乙光对黄克诚很服气，便依嘱而行，1926年秋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并在北伐战争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期学员被视为黄埔军校中最有才华的一届。刘乙光的同学中将星如云。共产党中有林彪、曾中生、刘志丹、李运昌、段德昌、袁国平，而国民党中则有谢晋元、张灵甫、胡琏、邱维达、李振西、李弥、文强、阙汉骞，每一个都曾经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如果刘乙光没有去担任看守张学良的任务，会不会也有一段沙场传奇等待着他呢？
刘乙光也曾从戎作战，在第八军唐生智部参加了北伐战争。不过，唐生智与蒋介石矛盾重重，四一二事变之后其部队中的黄埔生便面临清洗的命运。刘乙光弃职而走，另谋出路，却又没有旅费 – 此人似乎一生对钱缺乏概念。结果，遇到了黄克诚，黄克诚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刘乙光，使他能够度过一劫。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乙光失去了和共产党组织的联系。不过，没有从任何地方看到他有自首或者叛变的情节，应是属于客观环境造成，当时曾希圣等都曾遇到同样问题，只不过有的人后来找到了党组织，有的人一直也没有找到。
不过，他和共产党的缘分并没有就此中断。
1929年，黄克诚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遭到挫折，在经过长时间颠沛流离后才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奉命到武汉从事地下兵运工作，结果刘乙光给他帮了很大的忙。
当时国共刚刚分家不久，虽然斗争残酷，但双方在对方的阵营中故旧良多的情况并不罕见，给共产党帮忙的国民党人也不在少数。但他们通常或者误以为对方已经脱离共产党，或者装作不知对方身份。而刘乙光的帮助，到了不把前途性命当回事的地步。
至今台湾的国民党人谈起国共之争，仍会拿刘乙光的事情当例子，说明国民党组织纪律性何等之差。盖黄克诚找到他，提到自己希望打入国民党部队作兵运工作的时候，刘乙光居然会为他伪造了一份文凭和一份作了几年小学教师的履历，使黄克诚顺利进入国民党嫡系部队第二师的政训处，当了一名少尉科员。要知道当时这个师的政训主任正是国民党中被认为最大特务头子之一的康泽，黄克诚和刘乙光就在他眼皮底下捣鬼实在不知该让人如何评说。
而更能体现刘乙光个性的是一次黄克诚遇险时的表现。
黄克诚在自述中如是描写当时的情景 – “重新回到武汉不久的一天，我同刘乙光二人上街闲逛，在闹市区突然与刘雄迎面相遇。刘雄是湖南永兴县一个大地主的儿子，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曾和我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同过学。湘南暴动时，刘家曾被暴动农民抄没，刘雄有个兄弟也被杀掉。湘南暴动失败后，刘家便对参加过暴动的农民进行屠杀报复，刘雄更是像一条鹰犬，到处捕杀共产党员……我的情况刘雄完全清楚，也是他日夜搜捕的目标之一。这次我和他迎面相遇，已来不及躲避。乘刘雄还没反应过来，我就来了个先发制人，上前一把拉住他的手，装作很亲热的样子说道：“啊！老朋友，多年不见了，一向可好！”我一边说着话，一边紧紧地攥住他的手。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他出其不意，弄得他膛目结舌，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想抽开手，我更加用力地攥住，使他不得不就地站住听我讲话。说完，未等他开口，我便一松手快步钻进大街上的人群中去。这时，刘乙光又拉住他的手，继续缠住他讲话，问长问短，使他一时难以脱身。这样，我才得以跑脱。“
说来似乎是一个颇为戏剧性的画面，但在那个血腥的时代，刘乙光这样做实际承担了可能牺牲性命前途的风险。这倒和他在张学良遇险时敢于拍板，自作主张的特点十分吻合。
但，作为一个国民党人看守的刘乙光，又是一个十分认真谨慎的人。刘乙光和黄克诚分手的时候，曾讲过可能去参加红军，但最终没有去。黄克诚大将至死不知这位小兄弟后来的命运，曾为他嗟叹不已。或许因为政治思想发生改变，刘乙光最终还是跟了国民党，并一度负责看守军统中犯了“家法”的特务们。或许因为他有共产党人的认真劲儿，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于是被分配了看管张学良的任务。在这一期间，他恪尽职守，和张学良曾多次为了活动范围，书信检查等发生冲突。
而与此同时，张学良的幽禁生涯，又有着完全不同于囚徒的异样色彩。
根据现在披露的可靠史料，张学良在与世隔绝的年代里，有着这样意想不到的生活 –
他可以订报纸和期刊，虽然由于需要预先审查的原因，很多不能按时到达，但早晚还是会来，以至于他可以从香港报纸上读到北京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并对出席人员的名单作自己的分析。
他依然拥有自己的财富，并可以用自己的钱令刘乙光去外面给他买所需的东西，比如1942年让刘乙光去贵阳买来《鲁迅全集》看。
他可以带着特务们去打猎，可以访名剎、寻胜迹，爬山游水、打猎、照相、钓鱼、打麻将、修浴室、建网球场，在去台湾之前还有自己在东北军时代使用的副官和保姆。
他有收音机，直到1956年，蒋介石警告张学良，不得收听中共广播。看来，这之前他应该是听了的。
他的膳食在去台湾之前是颇为精美的，即便在颠沛流离买不到东西的情况下，刘乙光也会设法每天给少帅炖一只鸡。
他到达台湾的前期，因为中原鼎革和二二六事变的影响情况比较窘迫，但时局稳定后自由反而更多一些，他甚至可以到台北逛旧书店，给蒋经国赠书邮去。
他能够参加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的诗会，也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接见一些宾客，其中包括张学思这样的亲人，莫德惠这样的故旧，也有汪精卫这样的政客。
他自己没有自由，但他身边的赵四小姐每年可回美国一次。甚至赵四小姐的情敌蒋四小姐也曾经看望过张学良。
他有自卫武器，愤懑时曾持枪对门外的百年老树连续射击以示不满。被打得伤痕累累的老树如今成了旅游风景。
他每天都可以洗热水澡，白天在一定范围内散步，游览，到庙里题诗。在山区为了给他洗澡，刘乙光会雇佣专门的挑水人员。
大概古今中外软禁的人里面，这都是十分罕见的。刘乙光这个压力重重的看守任务，作得也极有特色，显示出他的能力。
一方面，他严格地按照要求剥夺张学良的自由，比如在苏仙岭期间，张学良到县城洗澡，被驻防的东北军军官认出，刘乙光立即毫不迟疑地安排转移;另一方面，他又在职权范围内尽量给张学良以方便。甚至，当张的情绪实在不稳时，会急报戴笠等设法解决(戴的做法是或者自己来看望，或者请东北故旧去拜访张学良，效果良好)。
换句话说，他既是在看守，也是在服务，有的时候，他所能容忍的限度甚至让人惊奇。
比如，刘乙光怕张学良闷出病来不好交差，会千方百计安排他出去走走甚至去逛街，倒是张学良很乏这样的心情。特务们还设法和张学良打麻将消磨时间，后来发现张很看重输赢，技术又不高，于是改下象棋。在苏仙岭时代，一次张学良上街理发，理发的是个十几岁，十分聪明伶俐又有点儿麻子的小姑娘，很讨张学良喜欢。于是，以后他一烦闷特务便提议理发，把这女孩子请上山来给他理，也跟着玩牌，看他打球，于是少帅便可暂解心结，而理发费便加几倍给出。张学良学唱京戏，叫特务给拉胡琴……
刘乙光的形象，依然矛盾得很。
只不过，《琅琊榜》中梅常苏说：“人都是矛盾的，不是非黑即白，一分为二。”正是这种矛盾，让我们于历史的夹缝中，感受到一丝属于人的味道。
对一个失势少帅照顾到如此程度，刘乙光当然不是圣人，甚至某种程度他好像还有儿势利。至少，前期他善待张学良的初衷，是和戴笠的吩咐，以及宋美龄宋子文等的叮嘱有很大关系。少帅虽然失势，但他的这班朋友依然很讲义气，刘乙光一个也得罪不起。
这期间可见刘乙光对张学良至少表面上毕恭毕敬，倒是张学良因为虎落平阳，心情悲愤经常拿刘乙光出气，把该对蒋介石撒的气出在了刘乙光身上。
刘乙光也是人，所以到了1946年戴笠撞山身死，蒋介石因内战失利迁怒张学良愈深，他对张学良的态度，也有过一段转劣时光。虽然时人的回忆或受政治影响，但他这段时间对张学良的态度不甚好，是很多人都讲过的，当不是空穴来风。张学良亦曾斥责：“还叫什么副座，干脆当我犯人算了！。”
难得的是，这时候的刘乙光，还有一条底线。也正是这条底线，让张学良后来回忆他的时候，总是染着一丝温情。
二二八事变之时，张学良等被困于台湾新竹温泉，刘乙光奉命必要时杀掉张学良。局势一日数惊。然此时在几乎绝粮的情况下，却有一个记录 – 保证张学良每天能够吃上米饭，宪兵特务吃红薯，而刘乙光的妻子和孩子因为没有吃的，“饿得骂娘”。
我想，双方如果真发展到最后不得不兵戎相见的时候，心中一定都不是以对方个人为敌的。
意外的是，随着时光的推移，两人的关系又一次转好。以至于他们相处的最后几年，张学良的日记中经常出现“老刘”为他可能获释欢喜不已，遇到他耍犟脾气的时候“苦劝” – 这种苦劝常使张学良避免不可知之祸事，或与莫德惠等老友发生不该发生的误会。过后，张学良会感慨“老刘好意可感也”。
两家的关系亦让人意想不到的亲密。刘乙光长子刘伯涵当时在海军服役，这样写道：“我妹妹则与四小姐特別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她一回來就与四小姐到房中喁喁私語。她常接到四小姐送的东西，恩情终身难忘。张先生幽默开朗，我們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个大西瓜，叫我回家來吃。我那时已在海军军校四十三年班毕业，派在巡防舰上服务，老总统来西子湾时我们就要锚泊外海警戒。我们住在石觉那栋半山上的房子，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看到院宅中的西瓜。”
我想，那是度尽余劫之后，两个幸存者之间的惺惺相惜。
那一刻，亦悟到张学良将军的了不起之处。
被囚之日日增，我们可以注意到张学良的举动出现了很大变化。虽然“多口，快心，任性”的性格不改，但开始尽量不再让看守他的刘乙光为难。比如，他去打猎，明白自己持枪刘乙光会担心自杀，便只捡拾猎物不做射杀者;再比如，他会注意和看守们打牌少输少赢 --多输会被认为别有用心，多赢特务们不高兴;再比如，他给检查信件的特务黄敬宜起外号“黄娘子”……
张学良将军幽囚的三十年时光，刘乙光何尝不是共同的囚人？一是求生之虎，一是守丘之狐，但其实他们的利益也有一致的地方 – 幽囚张学良的局面无法改变，刘乙光亦无期待张早死以交差的狠毒。他们的共同底线，是平安地度过这难熬的岁月。
去台湾后，蒋介石第一次见张学良，开口便是：“你的头秃了。”
刘乙光现存照片上，也是和张学良将军一样歇顶的。
三十年，人生美好的时光都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度过，共同消磨雄心，一起发白齿落，这已经不仅仅是囚者与看守，而有了一种生死相依的味道。我想没有谁认真关注张学良身边那个灰色的影子，只有刘乙光明白，自己的青春，是和着张学良将军的壮志付水东流。两个人的晚年重叠在一起，政治的色彩早已淡去，有的，大约只有同声的晨钟暮鼓。
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这样谈到那段岁月，或许，正适合做本文的结尾
“在感情上，我们是偏袒着张先生的，对外面的风言风语，我們都很关心，因为我們有着很深的感情。我们弟妹对张先生都很尊敬，因为他以前把我們当一家人看，对我们很好，我们也一直视他为父执。在那些深山僻壤中，只有我们这家小孩，他对我们好也是自然的。那段时光也是我们全家最值得回忆的岁月，张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想起我父亲就想到张先生。张先生的历史功过自有定论，但他的爱国心都是绝对值得肯定的，我们永远记得那山中的张学良。”
刘乙光死去的时候十分寂寥，蒋经国之外，只有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来吊唁。我想，这对他来说，已是足够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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