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这是对吴佩孚最准确的评价！
吴佩孚(1874~1939)直系军阀首领。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1898年投军，曾任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下管带，第三师团、旅、师长。1919年五四运动时，以“爱国军人”的姿态，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巡阅使。1923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系打败。1926年其主力在湖北被国民革命军打败。1927年辗转至四川。抗日战争爆发后，拒绝出任伪职。
在当时人眼中，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因为南方仍做革命大梦的孙中山没有实力，有实力的云南、广西、广东军阀们各有算盘，历史几乎不用假设：只要吴佩孚一声令下，他的大军即可底定三湘并进而荡平粤桂两省，北京政府“武力统一”的梦想则指日可待！为了笼络吴佩孚，段祺瑞亲往前线劳军，于1918年6月破格授予吴“孚威将军”衔。但是，担任代理总统的直系首领冯国璋与皖系总理段祺瑞争权夺利，吴佩孚附和冯国璋，与段祺瑞相对抗。在捷报频传之际，吴反而突然按兵不动。
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失败，他在5月即宣布辞去南方军政府的大元帅职，孙在辞电中说下他一生中最好的名言之一：军阀“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但时人更欣赏的是吴佩孚，1918年8月，吴佩孚息兵湖南衡阳，他发出通电，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南北议和，所谓“罢兵主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电报技术引入我国。但直到帝制与共和、中央与地方拉锯战的时代，电报才大派用场，通电成为军政大员们政治表态最好的工具。在影响当政者决策国是方面，军界诸侯的表态往往比学生的游行和教授的演讲更有分量。在这些通电中，吴佩孚的通电是一二百军阀中最为可圈点的通电了，他的通电出来，总是能够为他带来广泛的声誉。他为北京政府立下大功，大军盘踞中原两湖一带，但他罢兵主和的理由却让任何人挑不出理由：“阋墙煮豆，何敢言功？”“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
北京政府为吴的罢兵猜测不已，吴又公开宣布自己的“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他后来实践了自己的做人原则。吴的政治生命是微妙的，也是注定了的。他是秀才出身，不及曾国藩能够“内圣外王”，又没有李鸿章的条件，有一个大清王朝的平台可依托可施展。
他的上面也是军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没有曾国藩、大清王朝、孙中山那样政统、道统意识强大的力量为依靠，他就只能如传统的军人关羽、岳飞那样为主尽忠，主公不行，他就只能以亚父、更准确地说是以长子自居行权独裁。虽然他只是冯国璋、曹锟派系下的一个师长，但这种行权使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军政界的新星。
1919年，巴黎和会，列强瓜分我国的条约出台，五四运动爆发，国人中呼吁拒签和约的，是知识阶级和一般民众。而北京政府担忧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大都主张接受这一条约。不到一周时间即5月9日，远在湖南衡山的吴佩孚发言，这个“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的区区师长，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吴被舆论誉为“爱国将军”。数日后，吴佩孚又致电南北双方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那些手握重兵把守各地的督军、省长们，也因此纷纷致电政府，表达爱国热情，措词强硬地要求拒签“和约”。同年12月，冯国璋病死，吴佩孚成为地位仅次于曹锟的直系军阀首领。
1920年5月，吴佩孚不听段祺瑞的命令，自衡阳领兵北撤，随后通电反对皖系“安福俱乐部”把持政权。他的通电是：“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人所盘踞？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要求大总统徐世昌罢黜段祺瑞内阁。7月，直皖战起，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大败皖军，段祺瑞政府倒台，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吴的通电游戏使得徐世昌总统叮嘱手下人：吴佩孚的态度不可不考虑。
吴的军人造反颠覆了政府，按后来人们的史评，吴佩孚的这一举动标志着北洋军阀公开分裂，多数论者认为这是一场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战争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削弱了北洋军阀，外交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对华的侵略政策，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独立和进步。但他通电谦称：“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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