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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被当做“日奸”枪杀的日本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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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15日,77岁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在其官邸,被一群身穿日本海军制服的青年刺杀。刺客同时散发传单《告日本国民书》,宣称:“目前挽救国家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直接行动’,杀死天皇左右的奸贼!”“打倒政党与财阀”“为使统治阶级醒悟过来,必须给他们当头一棒”。堂堂日本首相,为何会被人视作“奸贼”而遭刺杀?究其始末,须追溯至“九一八事变”,正是对该事变的处理立场,为犬养赢得了“非国民”(其意可仿照中文“汉奸”一词,译作“日奸”)的污名。事变爆发时,日本执政当局是若槻内阁,犬养时任在野反对党政友会总裁。三个月后,若槻内阁无力应付政局,宣布总辞职,犬养遂以第一反对党总裁身份出任首相。上任后的第三天,犬养即派遣密使赴华,希望通过私人管道解决事变。然而,诡异的是,犬养在公开场合的政治表态,与其私密管道的政治立场,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

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被当做“日奸”枪杀的日本首相

尚未入主内阁之前,犬养曾以政友会总裁身份,支持关东军的行动。犬养宣称:“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因为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而爆发的偶然事件,而是因为中国长年漠视中日双方既定的条约,长年漠视日本应享有的权利,才酿成事变。”——这一声明,乃是指责中国政府长期以国内行政法,牵制“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破坏日本在东北的经济利益扩张(如当局虽不否认不平等条约,却出台《惩办国贼条例》,严禁国人与外国人签订土地、矿山、森林等租赁条约,违者以“卖国贼”罪名论处。)入主内阁后,对关东军在东北持续的军事扩张,犬养再度公开表态支持。犬养解释称:关东军的军事扫荡,是为剿灭马贼;接管地方行政组织,是因为中国的民政官僚不负责任集体逃亡,为拯救占领区,使其不至于陷入恐怖的无政府状态,关东军才不得不参与各地行政机构的组建工作。这些既成事实,不是关东军的侵略野心所致,而是事态自然演变的结果。对关东军自导自演的“伪满洲国”,犬养内阁也表态称:政府今后的政策走向,是协助“满洲新政权”循序渐进,成为一个新国家。

然而,在与中国政府沟通的私密渠道里,犬养的立场却大不相同。其左右手古岛一雄披露说:犬养主张承认中国对东三省的“宗主权”,在“平等开发”东三省经济的基础上,日中两国联合建立新政权,从事实上达到日本所追求的目标。故在他组阁之后,背着军部派心腹萱野长知为密使,前往上海,同南京秘密交涉。作为密使的萱野长知,则回忆称:“我在青年时代,认为日本与中国非合作不可,以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中国革命,倡导中日提携,常给我指教的是犬养毅先生。但是那时的田中内阁,坚持对华武力解决,我非常愤慨……(犬养毅)组阁完了之后,总理参内那天,我到官邸面会,密商一切,为了预防军部妨害,约定了电报暗号。”

萱野长知来华后,与中国政府秘密接触一月有余。据其回忆,双方经初步商谈,达成如下一致意见:“当时计划:一、日本自东北撤兵;二、由中国派警察维持秩序;三、指定该地为实行三民主义模范区;四、中国派大员常驻东北;五、准许日本移民东北;六、两国各派大使正式谈判。”这种公开表态与私密意见之间的巨大冲突,究其根源,正如学者黄自进所言:“(犬养)希望利用其与国民政府首脑们长期以来所建立的私人管道,在非官方的基础上,事先达成协议,而后利用此既成事实,来逼使关东军没有扩大争端的借口。贵为一国总理,而须出此下策,最主要还是当时的日本政治环境已不容许日本与中国做‘有取有舍’的公开性外交谈判。当时在日本军部刻意操纵舆论的情况下,日本全国人民都陶醉于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绝对性胜利。”

犬养的秘密外交,最终未能成功。因行动被军部侦知,压力之下,1932年1月5日,犬养不得不命萱野长知中断一切秘密谈判,即刻回国。但鉴于“对华武力解决”很可能导致中国政府对内倾向赤化,对外与苏联结盟,进而使日本在东亚陷入险境,犬养仍未放弃推动对华“和平交涉”的努力。1932年2月15日,犬养曾致私函给陆军元老上原勇作元帅,提出两条理由——1、“满洲国独立”,将会“引起与九国公约的正面冲突”,使日本在国际外交上陷入孤立;2、为防备苏联“五年计划”完成之后对日本的挑战,“必须早日与中国本部改善关系”——希望上原勇作能够出面约束军部少壮派军人,但未能获得回应,反造成内阁与军部的关系紧张。稍后,犬养又试图利用天皇的力量,对军队实施整顿……如此,终于成为少壮派军人眼中“天皇左右的奸贼”而遭枪杀。

1933年,参与刺杀犬养毅的数十名凶手被提起公诉。被告们在审判席上轮番表达了“改革日本的决心”,认为“毁灭就是建设”。9根被切下泡在酒精里的手指,超过100万份的请愿书(包括1000份以上的血书),被送到法庭,表达对被告的支持。辩护律师在总结陈词里说:“被告人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更好、更纯粹的国家。他们的目标没有一点个人私利。他们的英雄般的决定甚至能够让魔鬼动容。”法庭判决词里,则强调“忧国之至情,有可谅鉴之处”。最终,所有被告获得了轻重不一的“监禁”作为惩罚。值得一提的是,犬养毅未成功的“秘密和谈”,使得国民政府在稍后的对日交涉中,更趋劣势——萱野长知与中国政府(蒋介石下野后的成立的“孙科政府”)达成的共识里,张学良及其势力,必须被从东北彻底排除。获悉此一信息的张学良,遂在稍后日军进攻锦州之际,为保存实力,不放一枪一弹弃城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