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在前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黄埔军校成立。该校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后来许多人成为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黄埔三杰是指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中最为突出的三个人物，他们是蒋先云、陈赓和贺衷寒。前两人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而贺衷寒则是为共产党的死对头。
他曾一语道破蒋介石驭人之术，后来被冷落！
蒋介石为啥冷落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
贺衷寒（1900－1972），湖南岳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蒋先云、陈赓并称黄埔三杰，曾筹组孙文主义学会并担任黄埔同学会书记长，后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中将处长，长期主掌国民政府情报系统，被称为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抗战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政治部秘书长，1950年于台湾接任交通部长，1954年辞职，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1961年后，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等职；1972年去世。
而蒋介石逐渐冷落贺衷寒，主要是因为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党高层领导内部，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解决派”。
此时，贺衷寒这位“政治领袖”便乘机活跃起来，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对此事表态的中心人物。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他还怂恿刚上任不久的复兴社书记长邓文仪，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会议，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贺衷寒和邓文仪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果被训斥了一顿。与此同时，贺衷寒还与邓文仪等人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动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贺衷寒等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认为：如蒋介石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岂料，正当他们乱哄哄的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贺衷寒、邓文仪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只好作乌兽散。
蒋介石免了贺衷寒的职位！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去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在杭州，蒋介石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大哭。蒋介石则愤恨地说：“你哭，滚出去哭！”加上在“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贺衷寒等人的言行已引起戴笠注视。蒋介石获释后，戴笠就在蒋介石面前告密。因此，贺衷寒便从此失去猜忌成性的蒋介石的欢心，变得一蹶不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也被免去了。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贺衷寒冷落起来。1937年6月，蒋介石派他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明显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才奉蒋介石电召回国，复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之职，并任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
1940年秋，贺衷寒住在重庆郊外，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未有任何公职，加上其8岁的二女儿因病夭折，夫人亦因在医院照顾女儿染病身亡，其心境极为不佳。适逢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作顾问性质，这才聊以慰藉。
他一语道破蒋介石驭人之术！
1941年，贺衷寒闲居于重庆李子坝，整天无所事事。
有一次，他请曾任中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的肖作霖吃腊狗腿。肖作霖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此时也醉眼迷离，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吗？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3个命根子。这3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3种力量互相依赖、相互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3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又都各有3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泊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间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算是‘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是湖南人，这也是他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从这番话可以看出，贺衷寒对蒋介石也和蒋介石对他一样，都是看透了的。但由于他们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根本方向和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蒋介石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介石，也还是服从蒋介石，只是感到“壮志”难酬，忧郁不乐。
1941年春，贺衷寒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1942年9月，调任行政院社会部劳动局局长，任职6年。其间，曾于1941年至1945年兼任《扫荡报》社社长，进行抗日反共宣传。在劳动局长任期内，虽在协调劳资关系，辅导劳工就业、进行技术培训、安排因抗战而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涉及到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调整，往往触及到统治阶级的某些利益，而引起这些人的不满，因而成效甚微。有人曾用“劳动局”3字撰写了一副对联来嬉笑劳动局的工作：上联是“劳而无功”，下联是“动辄得咎”，横批是“局促不安”。贺衷寒听后苦笑着说：“这算是笑我没有成就，也是好意同情我的任务艰难。总之，评论由人评论，但我只得努力为之。”
贺衷寒忧郁而亡
1950年，贺衷寒出任台湾国民党交通部长。
他上任后，首先设立交通干部讲习会，使交通工作人员接受专业训练；接着又制订了交通部所属各事业单位企业化的政策，要求资金向最有利的方向投资，劳力往最有效的地方调配。随后，按科学管理的要求，推出了职责契约制、资本责任制、劳动效率制、工作检核制、公共关系制、资历管理制等一整套企业经营管理的制度。在他任交通部长期间，还撰写有《交通管理要义》、《交通管理论丛》等著作。这一切，都在客观上为以后台湾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当然，贺衷寒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蒋介石集团“反攻复国”服务的。正因为如此，他在主持交通部工作时，特别重视海洋船只的发展，除充实所谓“国营”航运及辅导民用航运外，并成立打捞公司，重建复兴航业公司，以备战时之用。
1954年，贺衷寒辞去交通部长之职，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61年，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1966年以后，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等闲职。这时，“湖南人有小组织”、“贺衷寒想搞分裂运动”等流言，逐渐在台湾上层人物中传播。贺衷寒本人亦有所闻。有人劝他晋见蒋介石，表明心迹。贺衷寒闻言，久久不说一句话，继而自我表白说：“我贺衷寒前额有字，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我是领袖的学生。搞一个运动，必定有言论、有行动。我贺某未离开台湾一步，从未写过一篇违背中央决策的文章与言论，运动从何而来？……”忧郁伤感之情溢于言表，好在他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表面上尚能泰然处之。于是，他便于1971年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仅留一个国策顾问。
贺衷寒的晚年，除偶尔出席几次会议外，平日在家，或读书看报，或练字作诗，直至1972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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