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日益深化，中国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条道路：以自治和乡土重建为核心的中国乡村建设史越来越为国人所重视。
事实上，乡村建设问题是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自晚清起，中国的精英就开始探索乡村的改良。阎锡山号称山西王，在他统治的那段时期，党，政，军，群各个方面的确颇有成效;被誉为当时的模范省。在和泰戈尔的会面中，阎锡山曾这样阐述他在山西推行的治晋方略：“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政建设作为施政重点。”
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主要是自身利益须要，着力关注乡村建设，从大抓基层教育入手，促进乡村的教育、科技、文化、工农业，尤其是兵工业的快速发展。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既使阎在军阀混战中，有了巩固的后方，也为尔后的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
阎锡山治山西时，在乡村建设方面，从普及乡村教育着手
阎锡山治山西有-点他看的很清楚了，就是时局再乱，他都不能离开自己的老巢山西。要想使自己在大混乱中，立于不败之地或败有所归，他就必须把山西治理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教育水平都有提高，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山西人才会真心实意拥护他，听从他的调谴，阎老西腰杆子才能硬，说话才有底气。
这些才是阎老西治山西的根本，他也确实从在山西站稳脚跟起，即全力以赴殚精竭虑从事山西全境的乡村建设工作。也是从普及乡村教育着手的。前后经历了数十年， 称得上坚忍不拔。
1915年，山西《义务教育实行程序》颁布。
1918年，《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出台。阎锡山开始向全山西普及义务教育。阎锡山发行之《人民须知》，有言：“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教育经费，从何而来呢？
阎锡山要求：上自省财政厅、民政厅、教育厅，下至县知事或县长、劝学所或教育局、县视学、区长，乃至最基层的街长副、村长副和学董，均有筹集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一张上下互动的经费筹集网络，并将其筹款的情况作为考查政绩的主要依据之一。
事实也是，阎锡山治晋期间，教育投入极高，为了妥善使用教育经费，阎锡山在山西各县成立专门的“义务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以及完善的预算审核机制。此外，还推行财务公开，收支状况须按期在各校公示。据1933年《教育部督学视察山西省教育报告》，1932年的教育经费占当年各县行政总开支的比例：忻县122021元，占61%;定襄县64543元，占50%;大同县91789元， 占57%。1912年时，山西兴建学校数为5566所，到1918年时，已猛增至14189所。
1928年，山西《小学暂行条例》颁布：“初级小学以不收学费为原则，但得视地方情形酌量征收，所收之数，每学期最多不得过1元。”
1929年，山西全省共有学校26489所。
民国教育家陶行知，前后三次前往山西深入考察其义务教育实施情况。他指出：“到现在为止，山西省资助小学经费的制度是最完善的。他们的办法是：在城镇按店铺和房屋的所在地区的等级课税，用于资助城镇小学;在农村，则按照土地质量课税，资助乡村小学”，“现在该省己有72%以上的学龄儿童入校就读。此外，还规定了25岁以下的成人文盲上成人业余补习学校，学习常用汉字、算术和公民常识。”
陶行知还说： 中国除山西省外，均无义务教育可言。
阎锡山的乡村建设观：村政自治
阎治山西，从抓基层教育入手，但决不只注重教育，而是把基层教育与实行优良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阎锡山如此阐释义务教育和优良政治之间的关系：
“国民教育，系义务的、低浅的，故对于社会无报酬。受此教育者，亦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智识，不在少数优秀之人才。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此尚就对外者言之也。说到对内，共和国家主体在人民，必人民之智识发达，然后能运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则其政权，必将由多数人民移之少数人之手。既移之少数人，则此少数人所运用之政治，必以少数人之利益为利益。”
阎氏在山西，一直提倡“村政自治”。早在1921年，他在《十年春出巡对民吟》的一首诗里写道“国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尔村众自动办，粗俗三年便可得。” 诗写得粗俗，但非常务实，没有空话，就是写给老百姓看的，文盲也能懂。
他提出要落实孙中山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必须把政治放在民间：“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
在动乱的年代，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 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2亿银元。
阎锡山对山西军火业的发展尤为不遗余力。他所设立的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曾与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并列。生产的弹药不仅能满足自己军队的需求，也成为他拉拢和要挟其他军阀势力的重要工具。也是他在抗日危难关头，组建“山西救国牺牲同盟会”(牺盟会)的物质基础。
这些不能都说成是从普及乡村教育开始的，但确实有着很多事实上的关联。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乡镇，道理都是一样的。阎锡山能统治山西38年，根本原因就在此。
近代乡村建设的教训
200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作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决定，显示了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在温铁军的影响下，中国不同地方都出现了知识分子自发的乡村建设实践，而各级政府亦开始执行中央政府推行的新农村建设政策，四川省和直辖市重庆更开始了城乡统筹的试验。从民间到官方，乡村建设的思考和行动又重新回到了中国社会的视野。
但是，中国乡村治理三十多年来，所带来的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实际效果却与现实想象有些差距。导致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的根由主要有两个：(1)研究脱离了“本土”，而没有“接地气”;(2)执行政策的权力者与权力机构未能很好的理解研究的结果，导致研究结果“居庙堂之高”。故此，这就导致了现实与研究之间的“层层脱节”，而未能很好的达到研究之目的：乡村治理与农村现代化建设及农村社会的稳定。
对于近代的乡村教育，当年的陶行知先生曾经批评过：“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这对我们仍然有着十分现实的启迪。而阎锡山治理山西的乡村建设经验，也是值得充分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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