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主后妃制下，从根本上说，不存在和谐平等的性生活。不仅在制度规定中不存在，即就帝王性生活的专用术语来看，也是绝对不平等的。
先秦“御幸”蠡测
《礼记》、《周礼》都有所谓天子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的记载，却没有具体的御幸之法。东汉经学家郑玄在注《礼记·昏义》时认为，天子御幸之法，是八十一女嫔分作九夜，二十七世妇分作三夜，九嫔合为一夜，三夫人合作一夜，再加上皇后一夜，共十五夜，上半月先卑后尊，下半月先尊后卑，一月各轮两次。这一注疏引来了后世学者的质疑与诟骂。宋代魏了翁《古今考》驳斥道：君主一夜要与九个女御、世妇或嫔过性生活，恐怕“金石之躯，不足支也”。
汉代“御幸”管窥
卫宏《汉旧仪》说：“掖庭令，昼漏未尽八刻，庐监以茵次上婕妤以下。至后庭，访白录所录所推。当御见，刻尽，去簪珥，蒙被入宫中，五刻罢。即留女御长入，扶以出。御幸赐银指环，令书得环数，计月日，无子罢废，不得复御。”婕妤是西汉武帝以后的妃嫔名号。在帝王眼中，被御幸的妃嫔只是生殖工具。她们被御幸后，帝王赐予指环，并不是他的感情信物，只是让掖庭令便于计算届时是否怀孕生子。如果怀不了身孕，生不出孩子，她们就将永远剥夺再御幸的可能，在后宫寂寞度过余生。
宋明“御幸制”一瞥
宋、金、元三代的御幸之法，在《草木子·杂制篇》中有所记载：“(元代)自正后之下，复立两宫，其称亦曰二宫皇后、三宫皇后，三日一轮。幸即书宣以召之，苟有子则为验。遵大金之遗制也，与赵宋之法不同。宋后宫无三日之制，但遇幸者皆内朝之，时则所幸者具礼服谢恩。掌宫者即书其姓名，他日有子以为验。”元代三宫皇后有皇帝轮番住宫的特权，其他妃子则必须经君主宣召才能被御幸，等级的不平等不言而喻。宋、金、元三代对被御幸的妃嫔都记姓名时日，作为有子之验。
明代对御幸的宫嫔、年月仍沿用宋元之制。据《思陵典礼记》，明代规定，皇帝第一次临幸某妃嫔住处，称为铺宫。《全史宫词》说，“料理珠绾玉钗，铺宫有例宴新排”，似乎还要为盛饰珠钗的妃嫔排宴。
倘若已非第一次临幸，据王誉昌在 《崇祯宫词》注里所记：“每日暮，各宫门挂红纱灯笼二，圣驾临幸某宫，则宫门之灯先卸。东西巡街者，即传各宫俱卸灯寝息。”皇帝御幸的那位妃嫔，宫中自然是灯火通明，而其他宫院则萧条冷落，活脱脱一幅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历史图卷。
清代“御幸”制度
在清代御幸制度中，皇后拥有更大的特权。据《宫女谈往录》说，宫廷立有规矩：在腊月三十晚上、正月初一、初二这三天，皇后有特权陪伴皇帝就寝，过了这三天，才许皇帝召幸其他妃嫔。不仅如此，据《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宫禁故事，天子欲行幸诸妃嫔宫，先时由皇后传谕某妃嫔，赐令伺候，然后大驾始迁往。谕必钤皇后玺，若未传谕，或有谕而未钤玺，大驾虽至，诸妃嫔得拒弗纳”。据说，这是清袭明制，明世宗自从嘉靖宫变后为防止不测，做出了这一规定。《清稗类钞·宫闱类》有记载可以补证这一规制：“故事，帝宿某处，御某人，有册籍报后，不合格者，杖斥内监之承伺者。届时，于寝门外诵祖训，帝必披衣，起而跪听，出朝乃止。”这样一来，清代皇后便有权利用这一祖训与故事，顺理成章地打压与她争宠或不和的妃嫔。
清文宗(咸丰帝)一度迷上懿嫔(即后来的西太后)，好几天不上朝。皇后钮祜禄氏(即后来的东太后)就头顶祖训，到懿嫔宫前正跪，让太监请咸丰帝出来听训。咸丰也怕丢丑，匆匆出宫上朝去了。不一会儿，他就退朝，问皇后在哪里，有人说在坤宁宫。这是清代中宫所在，皇后行大赏罚的地方。咸丰知道不妙，赶往那里。只见皇后正坐在上，愤愤数落着跪拜在下的懿嫔，正欲杖责羞辱她。他赶忙大喊：“请皇后不要打她，她已怀孕了。”皇后这才手下留情，饶了她一顿杖责。
在受御幸时，底层宫女处在屈辱的地位上。清宫规定，宫女一律梳辫，必须经过召幸，封赐位号后才能够上头。相对有位号的妃嫔，她们被召幸的可能微乎其微。当然，也有例外，清宫规定，皇帝大婚前，必须先选稍年长的宫女八名进幸。她们只是作为皇帝性生活的操练对象被送上御床的，这无疑是对她们人格的侮辱与自尊的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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