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日军的所作所为，必须首先弄清楚一系列显而易见的问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究竟为什么日本士兵的行为竟然完全脱离人类基本的行为规范？为什么日本军官允许甚至鼓励这种失控行为的发生？日本政府是怎样参与其中的？日本政府对于从本国渠道获得的报告，以及来自南京大屠杀现场的外籍人士的消息，究竟有什么反应？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从相关的日本历史谈起。
20世纪日本人的民族特质是由一种业已存在千年的社会制度锻造出来的，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等级的确立和维持是通过军事斗争实现的。千百年来，日本列岛上强大的封建诸侯雇用私人军队，彼此征战不息；到了中世纪，这些军队逐渐演变为日本社会独特的武士阶层，他们的行为规范被称为武士道（即“武士的行为规范”）。为主人效忠而死是武士一生中至高无上的荣誉。
当然，这种荣誉规范绝非日本文化首创。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最先指出，每个时代的年轻人对其统治者应尽的义务是：为国捐躯，无上光荣。但是，日本的武士哲学更进一步，对军事义务的界定远远超过了正当和适宜的程度。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极为严苛，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道义上的强制性，即如果没能光荣完成军事任务，就要自杀谢罪：通常情况下武士要在多个证人面前实施高度程式化而又极端痛苦的剖腹仪式，大无畏地自杀身亡。
到了12世纪，在征战中获胜的家族（因此也是最有权势的家族）首领成为幕府将军，他雇用武士向天照女神的直系后裔（广受尊崇的天皇）提供军事保护，作为交换，武士阶层获得了整个统治阶级的神圣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只有少数人遵循的武士行为规范逐渐渗透到日本文化中，成为所有年轻男子尊崇的行为典范。
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削弱武士道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在18世纪开始崭露头角，并在现代战争实践中趋于极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神风突击队执行自杀式攻击任务，受过正规训练的日军飞行员驾驶飞机直接撞向美国战舰，日本青年这种誓死效忠天皇、随时准备献身的行为给西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且并非只有少数精英团体拥有这种宁死不降的信念，人们惊讶地发现，盟军投降与战死的比例是1∶3，而日军的这一比例则是1∶120。
另一种塑造日本人特殊品行的力量来自于它的孤立，既包括地理上的孤立，也包括它自身的选择。15世纪末16世纪初，日本在德川家族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免受外国影响。这一政策的本意是保护日本免受外部侵扰，结果却事与愿违，造成日本社会与正在发生工业革命的欧洲完全隔绝，新技术无从传入，进而威胁了国家安全。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军事技术一直停留在弓箭、刀剑和火枪的水平。
到了19世纪，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日本的控制，作茧自缚的日本再也难于自保，陷入了极度不安与仇外的绝望。185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米勒德•菲尔莫尔对日本拒绝开放通商口岸的做法极为不满，加上他以“白人责任论”（当时将欧洲扩张主义合理化的一种观点）的心态看待其他社会，于是决定派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前往日本，以终结其孤立状态。佩里仔细研究日本历史之后，决定以大规模展示美国武力的方式震慑日本，逼其就范。1853年7月，佩里派遣一支冒着滚滚黑烟的小型舰队开进东京湾——让日本人第一次见识了蒸汽动力。在六七十位手持刀枪、面目凶悍的侍卫簇拥下，佩里昂首阔步前往幕府将军的驻地，要求会见日本的最高官员。
说佩里的到访使日本人目瞪口呆实在太过轻描淡写了。关于此事，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这样写道：“这件事对日本人来说，就如同宇航员宣布形状怪异的外太空飞行器正在飞向地球一样。”惊慌失措的德川贵族阶级匆忙藏好细软，召开会议，准备应战。但最终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接受美国代表团的要求。仅此一次造访，佩里不仅迫使德川幕府与美国签订各种条约，而且为英国、俄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打开了与日本通商的大门。
此次蒙羞在日本这个傲慢的民族心中留下了强烈的怨恨。日本当权精英中，有人私下主张应该立即向西方列强宣战；其他人则主张谨慎行事，认为战争只会削弱日本而非敌国。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敦促领导阶层安抚入侵者，师夷长技，徐图复仇大计：
在机械制造方面，我们还无法与外国人抗衡，因此我们应该与外国保持交流，并学习他们的军事训练方法与战术，等我们（日本）各藩属国团结如一时，就可以走出去，将外国的土地分封给战功卓著的将士；这样，士兵们将争先恐后地表现其勇猛果敢，那时我们再宣战也为时不晚。
尽管这一观点并未公开流行，却颇有预见性。因为它不仅预示了日本将要奉行的战略，还描述了日本人长期以来认为生命属于国家而非个人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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