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谁偷窥了婉容皇后更衣？
在婉容窗户打开的那会儿，这位仆人正好在打扫吴府与婉容隔窗相望的那间屋子，无意撞见了。想不到这位过气儿皇后还是蛮有姿色——
婉容，字慕鸿，郭布罗氏，达斡尔族人，是前内务府大臣荣源之女，满洲正白旗人。曾祖父长顺曾是吉林将军。她与溥仪同庚，比溥仪大约三个半月。由于端康太妃得到溥仪父亲和叔叔的赞同，认为婉容家境富有;相貌、血统都比文绣好。于是溥仪又答应立婉容为后，放弃首先相中的文绣。婉容嫁时年方十七岁，不仅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且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在贵族中闻名遐迩。婚礼的第三天，她和溥仪一起在东暖阁接受各国驻华使节的贺礼，这是婉容以皇后身份第一次公开露面。当时，也梳着满族式的“两把头”，高高的发髻上缀满了绒花;身穿的黄缎织花旗袍显得华艳照人，使见多识广的外国使节夫人们无不惊叹这位皇后的娇美容颜和高雅仪态。当时的大小各报，亦以极大篇幅做了绘影绘声的实况报导，其盛况可谓空前。
可惜好景不长，1924年11月，冯玉祥的部下将溥仪逐出了紫禁城。转年2月移居天津张园。溥仪在庄士敦的陪同下，带着婉容和文绣第一次进入了宫外的世界。按照《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已“永远废除皇帝尊号”，而婉容也随之失去了徒有其名的“皇后”身份。
而失去皇权保护的婉容更是体验到了人生的多变无常。
有一次，皇后在梳妆更衣时，竟然被仆人偷窥，当羞恼的女人为捍卫尊严找仆人理论时，仆人们竟然结团袒护，遮盖事实，丝毫无视触怒皇权威严的后果。这一幕怎么听也像是文学作品中为推动剧情发展而特设的桥段，但它却真实地发生在1926年的天津，记录它的是当时的《北洋画报》。
1926年的一天早晨，中国最后一任皇帝溥仪的夫人婉容起床后，例行公事，开始更衣梳妆，其间，窗户突然开了。起初，婉容没有察觉，继续穿衣打扮，却不知此时，不远处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她，企图一饱秀色。
原来，溥仪和家人此时正借居天津日租界张园，张园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的宅邸。张园的隔壁是段祺瑞的小舅子——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吴光新的府邸。张园的很多房间都和吴府隔窗相望，包括婉容所住这一间。偷看婉容梳妆的正是吴府的一位仆人。其实，这位仆人也不是故意要偷窥，只是婉容窗户打开的那会儿，他正好在打扫吴府与婉容隔窗相望的那间屋子，无意撞见了。想不到这位过气儿皇后还是蛮有姿色，吴府仆人忍不住呆立窗边失神了一会。
仆人的失态很快被婉容察觉，他由于紧张便及时转身开溜了，婉容只看见一道匆匆离去的蓝色背影。回过神来的婉容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来自本能的廉耻心和家世身份的优越感，是不允许一个仆人能如此践踏皇后的威仪，哪怕皇权已不复往昔。盛怒之下的婉容立刻召集从北京宫中跟随到津服侍的太监数人，赴吴府找那位穿蓝衣的仆人兴师问罪，但吴宅的仆人根本不吃这一套，不仅死口不认错，并且还振振有词：“如今民国，没有什么皇上皇下，你们老公，更不必作威作福，我们才不怕你们呢！”太监们无可奈何，只好到巡捕房报了案。
为给溥仪几分薄面，巡捕房当即派捕当到吴宅传拘蓝衣仆人。但是吴府的仆人早有了准备，等巡捕房的人到吴宅后，发现整个吴府的仆人，全都换上了一模一样的蓝大褂。这一次，轮到捕当们傻眼了，不知道究竟该抓谁，只能无功而返。
1934年日本侵吞了东北三省后，溥仪不顾婉容和其他人的劝阻，登上了“满洲国皇帝”的宝座。成为了满洲执政府的傀儡后，他更是对婉容置若罔闻，不闻不问。但时隔不久，不仅溥仪感到“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就连婉容也察觉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原有的苦闷和新添的愁思使婉容的旧病日渐严重，不到两年的时间便由神经衰弱而发展到精神失常的状态，发作起来常把屋里的摆设摔得粉碎。
婉容虽然在精神上呈病态，并且颜面已渐露青灰色的烟容，但她仍不失为一个俏丽的女子，在身体好些的时候，她还是要悉心打扮起来，或以其他方式享受一下的。据1934年“帝宫”档案记载，婉容一年内仅单、夹旗袍就做了二十七件，所用的质料不仅有中国传统的丝绸，还有各种花色的日本、印度、法国的上等毛、绸、纱料。她每个月可以有三千元的月例钱，供其衣食之外的花销。她还养了五六只哈巴狗。这些通人性的小动物给了她不少乐趣。然而，执政府的院子就是婉容的禁地，除了1934年溥仪第三次登基做伪“满洲国”皇帝之后，日本方面在秩父宫蕹仁亲王代表天皇“访满”时，为了炫耀中日“亲善”而让婉容随溥仪在勤民楼参加了一次接见外，她在以后的近十年中再也没有以“皇后”身份公开露面。这对极好虚荣的婉容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
落架的凤凰：末代皇后婉容出轨后的悲剧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1935年，由于婉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意让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溥仪对末代皇后婉容如此愤激，自然是不承认婉容的孩子是他的，既然如此，在那戒备森严的皇宫里，婉容的婚外情人又是谁？
婉容，郭布罗氏，达斡尔族，正白旗，1905年出生于内务府大臣荣源府内。婉容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相貌娇美、谈吐文雅、举止端庄、仪态不凡、内刚外柔并富有善心，她是一位兼收中西方文化优势于一身的女人。1922年，已满17岁的婉容被选入宫，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然而婉容的当选并不是因为她的美丽与多才，而是因为皇帝溥仪随手在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同时也就圈定了婉容凄苦的一生。与婉容同时入选的还有另外一个少女文绣，但是由于文绣家族势力没有婉容家大，所以文绣退而居其次，成为皇妃。然而，自婉容被册封为皇后之日起，她的悲剧命运也就开始了，注定走向一条不归路。
1924年底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皇帝的尊号也成为了中国的历史。他带着婉容、文绣住进了天津静园。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性格上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了，而他生理上的缺陷最终更是导致了文绣提出离婚。可是溥仪却把这场给他带来奇耻大辱的“刀妃革命”的所有过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将领土肥原贤二等人的帮助下，溥仪背着婉容，独自一人从天津逃至长春。1932年1月，婉容在日本人的诱骗下，由天津转道大连再转至旅顺与溥仪团聚，从此她自己也落入阴谋的陷阱。
1932年3月1日，溥仪成为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他更是对婉容置若罔闻，不闻不问。同时婉容的行动也受到了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和限制，这一切使婉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1932年3月9日下午三点，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皇帝的就职典礼正式举行。25分钟后，典礼大厅中的人又跟溥仪来到院子里举行升旗仪式，接着是半小时的庆祝宴会。这时候，婉容对身边发生的一切表现得有些漠然。
这一天，改变了溥仪的身份，也改变了婉容的命运。婉容和溥仪住在伪皇宫被溥仪取名的缉熙楼。婉容住在缉熙楼二楼东侧，共有三个房间为卧室，婉容始终住在前间。住进伪皇宫不久，一件小事立即被婉容发现，自己住进了一个精致的鸟笼，从此失去了自由。溥仪当时觉得自己应该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结果有一次，他带着婉容和他的两个妹妹，从执政府出来，坐车到了西花公园，也就是现在的胜利公园，想要像一般的家庭成员那样玩一玩，可是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日本宪兵司令知道了，然后就派出大批宪兵把公园团团围住，最后直到溥仪回到执政府内，这件事情才算了结。
从此，被困在金丝笼中的婉容，每天就以鸦片来打发时间，而且烟瘾越来越大。据随侍李国才回忆，婉容大部分时间是呆在床上抽鸦片，房内烟雾缭绕。婉容每月的消费是1500元，随着物价的上涨，一度增加至三千元。这些钱大部分用来买鸦片，同时她还让仆人大量收集时装和电影杂志。
但是，婉容还没有彻底丧失自己的政治梦想，她试图逃出日本人的控制，希望重新获得自由，在帮助溥仪逃离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件”之后，针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1932年5月，国际联盟组成了一个由五名委员组成的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日本在满洲国的侵略行动，形成的满洲问题。曾经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代表。
恰好这时候，婉容从报纸上得知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随调查团来到东北。除了日本人、溥仪的亲戚、伪皇宫里的侍从、太监及老妈子外，再也见不到任何人的婉容，立即意识到顾维钧的到来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5月的一天中午，婉容派伪满洲国伪皇宫内务府的一名亲信，他化装成古董商人，去大连国际联盟满洲调查团所住旅馆，要求见中国代表顾维钧，请求帮助伪满洲国执政的夫人婉容逃离东北。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出生在上海市嘉定区，中国近现代史上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1972年，出席联大的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1985年11月14日病逝于美国纽约，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吊唁;顾维钧的600余万字的人物回忆录，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这名内务府亲信因早年与顾维钧的侍从相识，并通过这位侍从与顾维钧见了面。来者向顾维钧转述了婉容的话，说婉容因为觉得生活过得很悲惨，受到日本侍女的监视，一举一动都会被告密，希望顾维钧帮助她逃离长春。
顾维钧告诉来者，他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他在满洲只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
顾维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记叙：“我告诉来者，自己的处境不能替婉容做什么事，因为自己在国际联盟满洲国事件调查团只是中国顾问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婉容。”
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机会。
1933年的8、9月期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准备赴日，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婉容认为，只要她能逃走，就一定会帮助溥仪逃走，可此事万没想到，被当时正在日本的三格格发现，她写信告知溥仪，结果逃跑又成为泡影。
从此，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生不如死的她，也就只能在伪皇宫这座豪华监狱里呆下去，自然这日子越来越不顺心。婉容与溥仪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大。文绣的离婚，对溥仪来说使他大失脸面，因为这件事，溥仪对婉容产生了许多怨恨，也越来越和婉容疏远，婉容便越来越放纵自己，她狂躁易怒，她嗜毒成瘾，选择了自我毁灭，竭尽所能地做出所有可以激怒溥仪的事情。在伪皇宫则专门设了一个吸烟间。每天除了读书写字绘画，就是吸鸦片。每次左吸四口右吸四口，每口一个烟泡，每天二两鸦片，天天就这么吸着。吸着毒。那个像祖父一样内向敏感诗人气质的婉容，那个多才多艺可悲又可爱的婉容，她就这么的把自己撕碎了，溥仪对此也怨声载道。然而，关于婉容有了婚外情的传言，彻底将婉容推向了地狱。
当今，许多影视作品把所婉容的婚外恋情演绎得绘声绘色，到底当年是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呢？溥仪在听到这件事情有什么反映呢？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只知道她后来染上了吸毒的嗜好，并不知道还有了我不能容忍的行为。”
溥仪所指的“不能容忍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婉容又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其实，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最后还说：“1935年，由于婉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意让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
关于婉容婚外情的事，传扬了半个多世纪，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传奇故事。然而，直到现在都有人跳出来说：这是无中生有的事情，要还末代皇后的一个清白。
那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到那“不能容忍的行为”，又该如何解释呢？而那些对婉容有婚外情持反对意见的人，反对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一位曾是伪皇宫护卫的人对禁卫森严的皇宫，进行描述表明皇后婉容与他人私通绝对不可能。原因有三：
一、伪皇宫设内厅和外厅，婉容居内厅，内外厅的唯一通道是中和门，设有奏事官和随侍引导，外庭的人休想跨入中和门一步。
二、婉容和溥仪分住缉熙楼的东西两侧，中间由屏风隔开。无论是随侍还是勤务人员，只能在西侧服务，不能超越屏风。两侧的太监、宫女禁止来往对话。
三、婉容的起居行止都与外界隔绝，夜间由太监和宫女陪寝，私通者根本找不到与婉容接触的机会。
鉴于以上三点，一部分人的结论是：私通丑闻，纯属杜撰。但是，溥仪对婉容与他人私通之事，却深信不疑。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改称伪满洲帝国，溥仪在日本人的导演下称帝，年号康德。这位康德皇帝登基不久，马上惩治了两位他曾经非常宠信的随侍，原因就是怀疑与皇后婉容私通。这两个人中，一个叫李体玉，还在紫禁城时就是溥仪的随侍，后来又跟溥仪到天津、旅顺、长春。经常与溥仪和婉容打网球，当时是20多岁的小伙子，比婉容小五六岁。溥仪与婉容之间的卧室只隔一道屏风，而且婉容的饮食行止，也完全与外界隔绝，最关键的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让溥仪的疑心越来越重，这些细节都是溥仪的随侍李国雄晚年回忆而来的。
1987年，李国雄接受采访时说：“溥仪有一次发现他的另一个随侍李体玉，嘴唇上有一些红印，就问他你怎么还抹口红啊？李体玉当时楞了一下，马上就说是我这几天嘴唇有些发白，就染了一些口红，这样的话，万岁爷看了就顺眼吧！”
李体玉的回答让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一时把溥仪应付过去。从此，李体玉公开涂口红，以示他人不生怀疑。但是，紧接着的一件事情，再也无法掩盖自己的行为。
伪满洲国宫廷里有一个制度叫坐更。就是溥仪晚上睡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随侍，也睡在宫里挨着溥仪卧室的药房地铺上。那一天轮到李体玉陪侍，正巧这天溥仪身体有点不舒服，自己到药房想找点药吃，一看李体玉的铺盖在那儿，不见李体玉，正找不到时，李体玉急匆匆地上来了，裤子还没有系好。这时，溥仪怀疑了。溥仪问他你三更半夜去哪了，李体玉吱吱唔唔说不出来，溥仪生气了，叫人审问。一边打一边问，他始终不说。
李体玉不招供，溥仪断定这里面有奸情，并叫人轮番审问，最后实在扛不住了的李体玉招供了。李体玉招供确实和一个女子发生过关系，这位女子是伪皇宫里某位侍卫官的妻子，并不是婉容。因为侍卫官的妻子经常会入宫陪伴婉容，有时候就留宿不退，于是就有了今夜之事。
对于李体玉的招供是否属实，溥仪是否继续调查，到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只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溥仪的一心并没有因为李体玉的招供而削减，他还是派了四人监视李体玉，其中一人就是亲信李国雄。
私通丑闻激怒溥仪，婉容皇后身陷绝境。几十年前的伪满洲皇宫故事是真是假，末代皇后婉容的生死命运又将如何呢？
经过这宫廷变故之后，李体玉已经深信溥仪在怀疑自己与婉容私通，他便加倍解释，溥仪派去监视李体玉的人又没有抓到李体玉的任何证据，而婉容怀孕的事实又在溥仪《我的前半生》中有着明确纪录：“1935年，由于婉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意让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
溥仪的族侄爱新觉罗·毓x说：“溥仪只有把这事全给压下去，第一个是不让日本人知道，如果日本人知道这事，那日本人再掺合进去，他怎么办？如果日本人提出一些条件说，那皇后出了什么什么事了，应该把皇后废掉，你说那这事儿不就大了吗？过去不是家丑不可外扬嘛！”
溥仪下令把婉容生下的孩子填进锅炉焚化，但婉容不知道，始终认为自己生下的孩子还活在世上。
溥仪在他《我的前半生》中写道：“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他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
同时，溥仪驱逐了一些与婉容有关系的人，李体玉便是其中之一。
当年溥仪的侍从李国雄回忆说：“溥仪为了避免丑事外扬，开除了李体玉遣送回北京，永远不准再回来。”
由于此事作的人不知鬼不觉，朝夕不离溥仪的李国雄也不知李体玉是什么时候，以什么理由离开伪满洲国的。
与婉容私通的人是否是李体玉，现在无从考证，但溥仪处置李体玉确实是事实。溥仪没有要李体玉的命，而是把他驱逐出伪满洲国皇宫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或许是看到李体玉是跟随多年的随侍之一。
但在27年后，历史的巧合让这两个本不该见面的人见面了。
1961年的一天，也就是在溥仪特赦两年之后，在北京烟袋斜街，溥仪和李体玉不期而遇。
当时，李体玉给溥仪鞠了一躬，便说：“多年前的那个传闻，现在你大概不会见怪了吧？”
溥仪说：“哪里哪里，过去的事儿，过去了就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李体玉在北京一所中医院工作，溥仪还去过李体玉工作的中医院叙旧，后来成了朋友。
许多影视剧中描写婉容与侍从私通，并怀孕生下一个孩子，那个侍从是否是李体玉不得而知。但对于这个故事细节，当年在伪皇宫里生活过的人却认为无中生有。
婉容在伪皇宫里有一个女伴叫崔慧梅，后来定居香港，曾经写文章说：“婉容皇后，当年是不可能有越轨行为，如果有越轨行为，也不可能到最后怀胎九月，以致生出孩子。”
溥杰说：“溥杰没有生殖能力，他也不可能让他的妻子怀孕生子。如果真的当时这个万荣怀孕了，那时溥仪就会知道，这不是他的孩子，也不可能让她生出来。”
在一些影视剧中，以李体玉为原型，把他描写成提着勃朗宁手枪的侍卫官，婉容忠情于此人，背着溥仪私通;还有人把李体玉说成是婉容的司机，给婉容买鸦片烟，两人经常躺在一起抽鸦片烟，慢慢成为婉容的闺中密友，进而成为情人。所有这些描绘，从历史的实际来看都是不真实的。
禁卫森严，空间狭小的伪皇宫，与溥仪只隔一道屏风的帝后寝侍，还有众多的太监、侍女和严密的陪寝制度，这一切就会使婉容的出轨行为一开始就被溥仪发现。所以这一切只是溥仪的怀疑。
但婉容与人私通此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确有记叙，由于找不到私通者，溥仪只好处置了他所有怀疑的人。
其中一位叫祁继忠的随侍，后来也遭到溥仪处置，其处置理由，依然是怀疑与后宫有染，但同样是没有证据。俗话说得好，捉贼拿脏，捉奸拿双，只好与李体玉一样发落，永远不准回宫。
尽管溥仪始终没有拿到婉容与他人私通的真凭实据，而且也处置了他认为有嫌疑的人。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溥仪始终认为婉容背着自己做了他无法容忍的事情，并决定废除皇后。虽然日本人不知道婉容私通的绯闻，但要废掉皇后却遭到了日本的干预。日本人担心宫廷内部绯闻外扬，这会影响到满洲皇帝的尊严，不利于日本在中国的统治。日本人认为，即使要废后，也要等到日本人物色到满意的新皇后之时，才能让溥仪驱逐婉容。
如果说当时溥仪真的废除了婉容，或许婉容的后半生会有好转的可能。但事实的结果是无法废除婉容，溥仪只能使用封建王朝处置嫔妃的常用办法，将婉容打入冷宫。同时又选了新的妻子谭玉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诚心给婉容看的举动。婉容被打入冷宫后，不再参加伪满洲国的任何社交活动。尽管她还活着，溥仪的生活已经没有了她的身影。婉容整天不梳头，不洗脸，披头散发，不剪脚、手指甲，烟瘾越来越大，最后成了一个彻底的疯子。
1935年，婉容被溥仪打入冷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婉容才从伪满洲国的皇宫出来，还不到40岁，她已经是一个一刻也离不开鸦片的疯女人。抗战胜利后，婉容跟随溥仪的弟媳等人，一起逃离了长春。1946年4月底，婉容、嵯峨浩等被押上火车，关押在敦化监狱，5月末押送到了延吉，关进了民主政府主管的延吉法院监狱。1946年6月初，溥仪的妻子嵯峨浩等5人与婉容分离，离开延吉监狱，爱新觉罗的家族中，唯有已经病入膏肓，枯瘦如才，无家可归的婉容，依然关押在延吉的监狱。
在中国的皇宫里，帝与后的分工历来是皇帝主外皇后主内。皇权天授，九五之尊，是皇帝。而皇后就是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女人。郭布罗·婉容，就是那个曾经统率六宫母仪天下的女人，1946年6月20日上午5时许，凄凉地死在延吉市的监狱，时年40岁，被人用旧炕席一卷，草草掩埋在那荒山之上，没有墓碑，至今没有找寻到婉容坟茔，当然就无从说起祭奠这位历史过客——末代皇后。溥仪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她如果在天津和文绣一样和我离婚，很可能不会有这样的结局。”
常识生活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