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共产党诸位重要领导人便发起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正式扛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旗，并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工农革命军和根据地。自1927年始，趁着国民党正忙于内部斗争，红军开始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不仅将赣南、闽西等地的根据地连成中央革命根据地，还陆续在周边发展出了十几个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中不乏发展良好者，如闽浙赣、鄂豫皖等地区，风头直逼南京、上海和武汉等国民党的中心区域。1930年年底的时候，红军已经发展了十万正规军。这些成果无一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蒋介石早已注意到了共产党的动向，并始终将其看作是心腹大患，秉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原则，蒋一直想将红军置之死地。1929年之时，红军转战赣南等地，蒋就给漳州的国民党将领下过命令，命令中要求对红军进行“一劳永逸”的“围剿”，成功之后便派遣军队帮助漳州方面“肃清全闵”。1930年，抚州告急，蒋又给汀州方面发电报，让金汉鼎派兵对朱德毛泽东等人进行围剿。同年八月，蒋又要求何键集结军队，“克期进剿”，以求马上恢复长沙，挽救危局。此时，全国范围内都已经设立了国民党方面的革命镇压机构，所谓的剿匪指挥部也已经普遍成立，对于根据地的围剿已在筹划之列。
1930年10月，共产党方面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取得了丰硕的斗争成果，蒋坐不住了，也无心操持与众国民党军阀的混战，赶紧从前线赶到汉口主持召开了“会剿”会议。两个月后，蒋致电南昌、汉口和长沙等地的国民党将领，表明自己的出巡之意，并要求各地积极剿匪，在一个半月之内收复失地，还特别强调“不得延误”。果然，几天之后出巡中的蒋就往南昌赶来。市中心的江西大旅社戒备森严，街上也绝少行人踪迹，来往的全是军车。本地区的国民党要员也在此严正以待，恭候蒋的到来。蒋抵达这里之后，立刻召开了军事会议，将主要矛头指向共产党，制定了第一次剿匪计划，拉开了其后五年中的五次大规模剿匪行动的序幕。
国民党为第一次剿匪行动投入了10万兵力，总司令由江西省的主席担任，总指挥由张辉瓒师长兼任。战术方面，国民党采取的是兵分五路的分进合击式战术战略，开始了对红军的长驱直入式进攻。共产党面对围剿，依旧气定神闲，毫无惧色。在红一军的第一次反围剿誓师大会上，毛泽东亲自拟定了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略标语，将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游击战作为主要的应对方式。战术上的正确绝对了战争中的优势地位，虽然双方实力有很大的差距，但红一军在五天之内以四万兵力连续打赢了两场战役，可以说是首战告捷。最终，红一军消灭了国民党方面两万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歼敌行动的胜利。
1931年，国民党方面开始了第二次围剿行动。这次，蒋投入了两倍的兵力，共计20万士兵，并任命何应钦为这次行动的总司令。何已经看到了红军的强大，不敢轻敌，所以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打法，逐步推进，步步为营。这时候，红军方面的对策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开始集中优势兵力以攻击敌人的薄弱之处。这无疑是正确的决定，因为这次的红军以三万多兵力歼敌三万，再次取得最终胜利。何与蒋兵败后，毛泽东填词讽刺道：“有人泣，步步为营嗟何及。”
新战术破产，又被如此讽刺，蒋介石两次惨败，不禁气急败坏，所以在第二次围剿仅仅过去了一个月之后，又紧接着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行动。蒋这次是真的决定破釜沉舟，竭尽全力想要将红色根据地踏平。这次他接连调动了九个师，投入的兵力是前两次围剿行动的总和，共计30万人。他还亲自担任这次行动的总司令，任陈明枢和何应钦等人为集团军司令，更是出动了陈诚、罗卓英等麾下大将。在战术战略上，蒋凭着自己人多，再次采取了长驱直入式的打法，兵分多路进行，打算压灭红军的嚣张气焰。面对三十万大军，红军方面也迅速调整战略，将前两次行动方案结合起来，既集中兵力击其弱势部位，又乘胜追击，在近四个月的艰苦奋战中，硬是以三万多兵力歼敌五万，有一次取得了反围剿行动的胜利。
这些蒋可傻了眼了，他没想到，自己在兵力上领先，装备上领先，打得过各路军阀，最后却三次败在出身草根的红军手上。大概是之前的中原大战给了他太多的自信心，此刻，面对混乱的局势，他只好低下头颅，认清现实，承认了自己在红军面前的劣势地位，并反省道：“政府自政府，人民自人民，军队自军队，各不相谋，甚至省政府和县政府之间，也不能十分联络得好，所以，土匪一个人能当十个人用，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精确地总结了失败原因：各部分之间未能齐心协力、团结协作，长期脱离群众。之后，江西方面的国民党第26路军反戈，国民党又失去了万余士兵。
对比起蒋方面的形势低迷，红军方面的形势可要好太多了。扛过了三次反围剿行动，赣南和闽西一带的根据地已经接通，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红军兵力也提升至七万。不过，蒋可不是会轻易认输的人，他再次策划了第四次围剿行动。
1933年，坐镇南昌的蒋再次亲任总司令，从四面八方调集了81个师总计63万兵力，花血本开始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在这一次的围剿中，蒋改变战略，将政治放在军事前面，以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代替大规模进攻，要求各部行动轻装急进，最好能搞夜袭，还可以搞便衣侦查。虽然国民党调动了六十余万，但担任主攻的部队不到二十万，声势确实小了很多。红军方面，虽然此时毛泽东已经被左倾主义排挤出了领导圈子，但周恩来等人继续坚持他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黄陂等地发动了两次伏击战，不仅歼敌三个师，还俘虏了万名国民党军。处心积虑的第四次围剿行动再次宣布破产。如此费劲心力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蒋伤心异常，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这次的失败是“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可见，这次围剿失利给蒋的心理留下了多大的阴影。可以推测，蒋必定是郁结于心、不肯善罢甘休的了。
果然，半年之后，蒋不顾日军侵华态势的加剧，坚持不打外战打内战，置民族危机于不顾，对红军方面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行动。在这次行动中，蒋真的进入了丧心病狂的阶段，竟然调动军队100万，好不惜触动百余架飞机，力求将红军全部歼灭，铲除这个心腹大患。此时，蒋延续了上一次的作战方针，主要以政治为主，在具体的策略上稍作调整，对红军方面实行道路封锁和经济封锁，以求步步为营、节节推进。这次蒋准备了充足的耐心，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将红军彻底消灭。他任用陈诚、蒋鼎文等大将担任东南西北思路军的总司令和前敌总指挥，将北路军作为主力，东路军作为助攻，其他两路作为防守之用。1933年十月初，第五次围剿行动正式开始了。
此时红军方面已经被左倾主义分子把握了主要领导权，根本无力突破战局。这场围剿与反围剿之战僵持了一年之久，眼看国民党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无奈之下， 红军走上了漫漫长征路。第二年，党内的局势有所扭转，左倾主义错误开始得到批判和纠正，毛泽东通过遵义会议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集体之中，而且还因祸得福，成为了新的领导核心，共产党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克服了种种想象不出的苦难，彼此支撑着终于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路途，在陕北胜利会师。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不仅是共产党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还宣告了国民党围剿行动的完全失败。反围剿就这样结束了，虽然丢失了共产党的原有阵地，但完成了长征，扩大了红军的队伍，也算是另一种胜利，所以毛泽东在评价第五次反围剿行动的结局时说，这是坏事，也是好事。
蒋介石发动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这五次大围剿，是实打实的丧心病狂。他自己曾在剿匪报告中写道：经历了剿匪的地区，所有的东西都经历了扫荡式的毁灭，放眼望去一片荒凉，没有不被烧过的房屋，没有站立着的树木，也没有活着的鸡犬，更没有活着的壮丁，街巷里不见炊烟，只听得见鬼魂的嚎哭。从这份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出被苏区人们所遭受的深重灾难。在这场历时五年的浩劫之中，苏区民众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共计有80万余人遇害。这个数字太过触目惊心！更让人感到气愤的是，这场灾难的制造者是自己的同胞。面对着这样的结果，蒋介石不仅没有丝毫的悔意，反而还心有不甘地感叹道“六年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如此作为，如此心态，他的失败难道不是必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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