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征高丽失败之后，往昔强盛的大隋帝国境内已经烽烟处处，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但是就算到了这个危急的时刻，如果隋炀帝杨广能痛下决心，学汉武帝那般下“轮台诏”罪己，然后放弃征讨高丽，全力安抚国内的民众，讨伐国内的反叛者，那么局势依然大有可为。
有句话叫“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民”按我们现在一般会理解成小老百姓，普通农民之类的大众，但其实在古代，这个民往往代表得是门阀、地主、豪强与读书人。因为地主豪强门阀代表了各地的实力派，而读书人则是宣传渠道，谁是正统谁是叛逆，谁是好人谁是坏蛋都是由他们一言而决，而在古代能够读书的绝大部分都是地主阶级，所以读书人的身份与地主豪强门阀又有一定的统一性。因此在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如果最后不依托读书人和地主豪强转换性质成为他们的一分子，而是坚持革命到底的话，最后的下场一定是失败。此时隋炀帝之所以还有翻盘的机会，就是因为当时的门阀地主豪强还未对其完全失望，毕竟他还是皇帝，有大义的名分。虽然说这种大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面子上的功夫，但是一旦对它忽视，就必然会遭到无情地惩罚。当然随后的历史众所周知，隋炀帝杨广并未能把握最后的机会，他干了一件事，使得“人民”对他的最后一丝期望化为泡影。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也就是第三次征伐高丽的次年，杨广突发奇想地又突然跑去雁门视察边塞。当然这事情他不是第一次干，就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他率领五十万大军动用了十万匹马出塞巡边，那时候的他可谓风光无限，塞外诸胡在他面前俯首帖耳，东突厥启民可汗甚至要举族更换汉服，表示自己的臣服。在高丽国上数次失败的杨广又想起了昔日的辉煌，于是想在塞外再次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希望当年的盛况能够重现。其实究其实质，杨广这个行为并非一点都没有道理，此时东突厥逐渐坐大，帝国的北方开始面临实质性的威胁，他这次的出巡如果能够真正震慑住突厥人，那也可以说是好事一桩。可是有道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如今的世界也不是几年前了，隋帝国经过三次征高丽元气大伤，国内烽烟处处，早已不复往日强国的荣光。而东突厥经过修养生息之后实力大增，再加上之前那个臣服隋帝国的那个启民可汗已经去世，新上台的始毕可汗是个硬茬子，他对前任向隋帝国臣服的政策不满已久，现在杨广送上门来，那自然要好好照顾一番，始毕可汗率数十万骑兵将杨广团团围困在雁门关，隋军数度出战均遭败绩，雁门四十一座城池被突厥人攻下三十九座。突厥人日夜猛攻，隋军死伤不计其数。此时隋炀帝才收起了昔日目空一切舍我其谁的狂态，吓得像个女人般抱着自己的儿子赵王杲哭得双眼红肿。此时士气低靡，眼看就要支撑不住，此时众大臣纷纷劝皇帝加重赏格，并且宣布停止征高丽。到这时候杨广为了保命不得不答应臣子的要求。在这个好消息的刺激下隋军人人用命，终于保得城池不失，最后在全国勤王军队纷纷到来的时候突厥人终于解围而去。
就在这些忠诚的将士们满心以为皇帝会兑现之前诺言的时候，杨广却把之前的话全盘否定，不但绝大部分将士都没有得到应得的赏赐，而且皇帝居然重新宣布要继续征讨高丽！杨广不知道自己这种做法等于犯了身为皇帝的大忌！在民间的众多小说戏文当中“君无戏言”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可是“君无戏言”这句话并不仅仅存在于民间传说中，而是有着很现实的政治意义。这句话起源是西周初年，周武王姬发驾崩后，唐国发生叛乱。
太子姬诵年幼，在周公姬旦的扶助下做了国君，史称周成王。有一天，姬诵和弟弟叔虞一起在宫中玩耍。姬诵随手捡起了一片落在地上的桐叶，把它剪成玉圭形，送给了叔虞，并且对他说：“这个玉圭是我送给你的，我要封你到唐国去做诸侯。”史官们听后，把这件事件告诉了周公。周公见到姬诵，问道：“你要分封叔虞吗？”姬诵说：“怎么会呢？那是我跟弟弟说着玩的。”周公却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啊！”后来，姬诵只得选择吉日，把叔虞正式封为唐国的诸侯，史称唐叔虞。中国的皇帝号称天子，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治象征，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政策。之所以要君无戏言，就是因为国家的政策不能朝令夕改，要有统一的政策导向，这样君主就必须谨言慎行。而杨广对这种关乎他统治基础的大事似乎没有丝毫的自觉，他还以为皇帝真的就是天之子，在帝国内他可以从心所欲。此次事件最终导致帝国军方与门阀地主阶级对皇帝彻底失望，帝国的彻底崩溃已经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突厥的危机一过，杨广故态复萌，又开始忘乎所以地要干他认为的要干的事情，比如说征高丽，造龙船下江都等等。对他来说，下层的人民起义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他身边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威胁更大。有一段很著名的对话就清楚地反应了隋炀帝的这种心态。比如杨广当时问身边的大臣如今全国的盗贼是多了还是少了。那时候身为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奉承他，就说：“已经渐渐少了。”杨广又问：“那比以前少了多少呢？”宇文述又说：“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这种阿谀逢迎的话自然有人听了不舒服，但是杨广的性格又不是能听进直谏的，于是当时身为重臣之一的苏威就退到了大殿的柱子后面，来了个眼不见心不烦。可是杨广眼睛很尖，一眼就看到了苏威的小动作，于是就把他叫到面前问同样的问题。苏威回答也很有趣，说：“臣不负责这个，所以盗贼到底增加还是减少我不太清楚，我只是担心盗贼的远近而已。”杨广很奇怪，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苏威就说了：“以前盗贼的踪迹在长白山那边，现在盗贼已经到汜水了。以前正常的国家租赋丁役现在全都收不到了，这些人都去哪里了呢？还不是都落草为寇了？现在大家纷纷谎报军情，说剿灭了多少多少盗贼，其实越剿越多。另外皇上你之前说过不再征讨高丽，现在又反悔，那盗贼能被平定才怪咯！”大庭广众之下这么一段话当时就让杨广这个好面子的皇帝下不来台。不过杨广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过了一段时间又跟苏威商讨如何征讨高丽。他明明知道苏威对征伐高丽是反对的，偏偏问，那还有啥好回答？苏威倒是也没反对，就说了一句话：“征讨高丽简单啊，都用不着出兵，只要大赦群盗，立马就能有一支几十万的军队，再让他们征讨高丽戴罪立功，那他们为了免罪那还不人人争先？这样高丽轻松就能被灭掉了。”这下子把当时国家盗贼处处的情景一下子在杨广面前挑明，杨广当时就愤怒地破口大骂道：“这个老不死的奸徒居然拿盗贼来威胁我！”一句话就明显地看出在杨广的心中所谓的盗贼完全称不上威胁，类似苏威这种位高权重的大臣才是最大的威胁！
自东汉以降，中国的政治权力就掌握在名为门阀贵族的一批人手里，无论是汉的士族，还是胡人的豪酋，都可以算作这个行列中的一份子。这些人不仅有力量，也有文化，有知识。隋朝的根基就是这样一批以关中为基础的军事贵族集团，史称“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身为隋朝开国皇帝的隋文帝杨坚就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杨坚秉承南北朝时代“篡乱相继”的风格，以权臣的身份登上皇位，那么自然会担心自己手下的这些同样是门阀贵族的大臣们是不是有一天同样会篡掉他的杨姓的皇位。
而杨广得到皇帝这个宝座同样靠得是宫廷阴谋。靠着结交权臣杨素在最后时刻干掉了认清楚杨广真面目，想反水的老爹。因此在杨广的心目中，所谓的小民百姓仅仅是一连串的符号罢了，虽然说圣贤书中屡屡有重视百姓的话语，但是在杨广这个目空一切的聪明人眼里这不过都是一些虚无飘渺的空话而已，可是权臣的威胁却让他如芒刺在背。再加上之前杨玄感的叛乱更坐实了杨广内心的恐惧，就让他更加不信任这些臣子。因此杨广觉得当务之急根本不是尽快平定叛乱，而是怎么摆平手下这班不听话的大臣。这个主次一颠倒，问题就非常严重。虽然杨广和他老爹杨坚一样对门阀贵族非常地忌惮，但是二者的不同点是杨坚有足够的威望镇得住他手下的大臣，也有足够的经验和手段来摆平这类对帝国造成危害的事情，但是杨广却什么都没有，他能杀掉一个两个反对他的出头椽子，但是他不可能杀掉所有反对他的大臣，在感觉到大部分的大臣并不赞同他的政策之时，他害怕了，他感觉这个被众多关陇门阀贵族包围着的帝都长安不再安全。于是杨广又干了一件可以说是愚蠢的事情，那就是下江都。
下江都以常人的思维简直不可思议，一个皇帝置国家的政治中心不顾，却流连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小城，要知道虽然当时的江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跟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巨城长安比起来依然差得太远。这样不但大大增加了控制国家的行政成本，而且打乱了之前已经成熟的政令渠道，使得整个上层无力化，简直是变着法子走向国家毁灭的境地。不过如果站在杨广的立场换位思考下，我们会发现杨广下江都其实非常顺理成章。杨广在隋文帝开皇八年为行军元帅，统辖九十路总管，雄兵五十一万八千渡江灭陈，结束了南北朝长期的对峙，统一全国。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在平定南方的陈朝之后，为了巩固对江南的统治，隋文帝任命杨广为扬州总管，出镇扬州即江都。《剑桥中国史》中就盛赞杨广对当时中国江南的统一和发展所作的贡献。比起长安，江都才是杨广真正的老巢所在。呆在江都远比呆在贵族门阀林立的长安更能令杨广舒心。当然盗贼蜂起也是杨广最终下江都的一个重要原因，纵观隋末的农民起义，北方比南方严重得多。杨广并不是一个白痴，相反他非常地聪明，苏威的那番关于盗贼越来越近的说法虽然让他非常生气，但是也确实起到了警钟的作用，杨广身前有到处蜂起的盗贼，身后又有众多居心叵测的贵族门阀，于是下江都也就成了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
西方有一条著名的“墨菲法则”，大意为“一件事只要有可能会变得糟糕，那就一定会变糟糕。”站在杨广的立场上他做的一切都符合逻辑，但是最后的结果表明他作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最糟糕的。在江都他固然可以摆脱关中的那些势力强大的贵族门阀，也可以远离越来越多的“盗贼”，但是同样的他也失去了对帝国北部的实际控制。在前朝北周的苦心经营后，关中大地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均十分雄厚，又是府兵制施行的重点地区，有着整个帝国最庞大的军事力量。杨广离开了长安就意味着他完全放弃了关中的支配权。所谓“得关中者得天下”，秦汉以降莫不如此，觊觎这块肥肉的野心家大有人在。杨广在远离了危险的同时也同样远离了自己的根本，最终与整个帝国一起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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