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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公子袁克文竟让上千风尘女子为其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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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到江南觉早春,旧寒翻触客中人;柳光花影都无赖,酒色歌声自有因。百恨集来浑似醉,一痴卖去未忧贫;懒将前事心重省,为说今宵判故新。”这是一首题为《除夕》的七律,写这首诗的人名叫袁克文,写于1913年的除夕,也就是这一年的2月5日。当时,袁克文正在上海四马路周边的有名妓院里与他所喜欢的妓女们一起度过一年一度的除夕之夜。因此,他在诗中所表现的,是一种留恋青楼的悲欢离合、悲喜交加的复杂情感。连除夕之夜也要与青楼妓女们一起度过,不难看出,这个袁克文可谓是一个偎红依翠的“民国柳永”。

民国公子袁克文竟让上千风尘女子为其送葬?

袁克文,字豹岑,别署寒云,又署龟庵。他是袁世凯的次子,由其三姨太金氏生于朝鲜汉城。袁克文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画,喜好诗词歌赋,还极喜收藏书画、古玩等。后因反对其父袁世凯称帝,生活放浪不羁,妻妾成群,触怒其父,逃往上海,加入青帮,并在上海、天津等地开香堂广收门徒。当时他成为天津青帮帮主,号称“南有杜月笙、黄金荣,北有津北帮主袁寒云”。”1931年死于天津。葬于杨村,方地山为其撰写碑文。才华横溢君薄命,一世英明是鬼雄。

民国年间,袁克文与末代皇帝溥仪之族兄溥侗、河南都督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人称“民国四大公子”,但是,他的生母金氏是朝鲜人。袁世凯在清末年间曾任驻朝商务代表,在那里娶了出身贵族的金氏,陪金氏出嫁的两个姑娘后来也一并被袁世凯纳为妾。袁克文生下不久,被过继给袁世凯宠爱的大姨太沈氏。沈氏无子女,对袁克文溺爱有加,几乎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所以袁克文天性顽劣、放荡不羁,从不正经读书。但他十分聪明,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喜唱昆曲,好玩古钱,好结文人,自言“志在做一名士”。

袁克文6岁识字,7岁读经史,10岁就会写文章,15岁已粗通诗词歌赋,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带着袁克文到颐和园给慈禧太后拜寿,时值袁世凯得宠之时,慈禧特意在便殿单独召见了袁氏父子,那时袁克文刚十六七岁。慈禧看着袁克文长得丰神俊朗,一表人才,心中十分喜欢,当即就要将自己娘家的侄女指婚给他。当时的袁世凯不仅是朝中最具实力的大臣,因为善于钻营,他也是慈禧面前的第一宠臣。于理于情,慈禧都希望与袁氏联姻。然而袁世凯却不作此想,他认为如此一来无异于给自己戴上了紧箍咒,袁家有了这位准公主,此后一举一动岂不都在太后的掌握之中了吗?

袁克文一生除元配妻子刘梅真外,还娶过5个姨太太,她们是:情韵楼、小桃红、唐志君、于佩文、亚仙。没有名分或“一度春风”的情人那就难以计数了。他的妻子刘梅真是前清曾任英、俄、法、意、比等国公使和广东巡抚的刘瑞芬的孙女。在家人精心教育下,刘梅真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人长得更是无可挑剔。如此才貌双全的女子,与袁克文可谓天造地设。即便如此,风流的袁克文也没有将心用在刘梅真一个人身上,而是接二连三地纳妾。

原来,袁世凯拒绝了慈禧太后的指婚,生怕落个欺君之罪,连忙暗自为二儿子物色亲事。不久便由选中了当时天津一个候补道刘尚文的女儿。这刘尚文的父亲是前清曾任英、俄、法、意、比等国公使和广东巡抚的刘瑞芬,自己经营长芦盐场,早年即在天津置办房产,并捐得官阶。袁世凯上任直隶总督后,刘刘尚文常来孝敬,袁世凯对他印象颇佳。刘尚文的女儿刘姌,字梅真,可谓是一位不多见的温柔贤淑的名门闺秀。她可以写一书漂亮的小楷,且工于诗词,熟悉音律,弹得一手好筝,填有一卷《倦绣词》行世。袁克文看到刘梅真的诗词书法后,不禁大为赞叹,竟颇有知音之感。于是取了一把少时从朝鲜带来的折扇,题诗作画后作为还礼。他画的,便是一枝梅花!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洞房花烛夜之后,夫妻新婚燕尔之际,二人常嘤嘤颉颃,诗文唱和,恩爱之情溢于言表。不论是小园初雪,还是相倚凭杆,刘梅真无不是赋诗为志:

“荡桨忆芳津,擎尊涤俗尘。苍寒迷所处,高卧有幽人。”

“小楼迥合碧栏杆,曙色苍蒙织万家。昔日都劳心缱绻,哪堪回首看京华。”

刘梅真年长袁克文一岁,婚后如姐姐对弟弟一般体贴备至,对两位婆婆也极为孝顺。两人如此琴瑟和谐,让袁克文的表弟张镇芳艳羡不已,也不管吉利与否,径将他们比作赵明诚与李清照。有一位江南苹女士,更为他们镌了一方《俪云阁》的印章,祝愿他们恩爱白头。

但是,克文却决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生性风流恐怕是他平生的第一特征。他的精神气质与北宋朝词人柳永极其相似。他11岁就开始跟长兄袁克定外出狎游,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终其一生,在风月场所消磨的时光似不在家居之下。当然,他所结交者也并非全是风尘中人。历数其结交的绝代风华,有案可查者就有花元春、无尘、温雪、栖琼、眉云、小桃红、薛丽清、苏台春、高齐云、小莺莺、花小兰、唐志君、于佩文、小桂红、圣婉等十多人,其中不少曾作为侍妾进过袁家的大门。其实,袁克文如此迷恋青楼妓院的玉软温香,也有逃避现实的原因。

不过,袁克文倒是有一个真正的红粉知己,与那些庸脂俗粉,自不可作同日语。当时,由于奉父命督造园林,他辞去了法部的职务。一次偶然机遇,他救了一位女子的性命。这位女子便是日后名满天下的吕碧城。这吕碧城5岁开始作诗,7岁可画山水,10岁能熟读史书,见者皆曰之为魏晋之谢道韫,大唐之薛涛;后来她果然成为一代词宗,可说是民国的李清照。论其诗词的才华,所谓的“民国四公子”是万万比不上的。其次在其人生际遇:她12岁那年,父亲病死,财产为族人所夺,指腹为婚的夫家退婚,母女只好浪迹天涯,正如她自己所说“众叛亲离,骨肉齮龀,伦常惨变”。

迫于生计,她一个孤身少女,只好只身北上,投奔在天津做官的舅父。虽然舅父义不容辞地接纳了她,但是她的心理已殊不同于当时的普通女子。她追求个性自由,想参加女学,因此与舅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舅父将她锁在闺房之中,她却在夜间越垣而去,只身踏上火车来到北京。

她的胆识与气质打动了时任《大公报》总经理的英华,被聘为《大公报》编辑。吕碧城自然不负厚望,在报端纵论当道,针砭时弊,尤其在呼吁“女学”方面不遗余力,连篇累牍,高论滔滔,从而引起轰动效应。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及其麾下的开明官吏如唐绍仪、严修、傅增湘等都表示了对她的支持,袁世凯还曾专门设宴,化解她和舅父的心结。在袁世凯等人的支持下,吕碧城开始创办女学。一时间她名声鹊起。不久,就成为“鉴湖女侠”秋瑾的好友。

后来秋瑾与徐锡麟密谋起事,徐锡麟在安徽刺杀巡抚恩铭,功败垂成牺牲,而秋瑾也在绍兴被捕入狱。清朝官府抄捡秋瑾住处时,发现了吕碧城的书信,即派人赴北京抓人。谁曾想到,这知会公文恰巧落在了法部员外郎袁克文的手上!于是,袁克文立即禀告了父亲,让吕碧城逃脱了牢狱之灾和免除了性命之忧。

吕碧城因此与袁克文结缘。她虽然大克文七岁,然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个不老的传奇。袁克文早有妻室,又纵情声色,与吕碧城相比,可说是天壤之别。但是,袁克文十分欣赏吕碧城的才华,便请求其父袁世凯,将吕碧城请到家中作女官。袁克文虽然对吕碧城一见钟情,但是,吕碧城却自视甚高,并不把袁克文作为自己挑选夫婿的人选。当时,曾有友人向她推荐袁克文,她就曾明确地回答过:“袁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由此可见,吕碧城只是将袁克文当作一个偎红依翠的当代柳永,怎么可能将终身许配给他?生性风流的袁克文也不可能对吕碧城一往情深,彼此不过是一场情场游戏罢了。

袁克文虽然生性风流,但他自幼聪明过人,据说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尽管他像呆霸王薛蟠那样不好好读书,可他作诗、填词、写文章却件件皆精,写的字也风流潇洒。因此袁世凯对他有些偏爱,甚至一度想立他为“太子”。大姨太的骄纵,袁世凯的偏爱,造就了袁克文的挥霍、任性、骄奢的花花公子性格,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他还花钱加入“青帮”,当上了“大字辈”的“老头子”。

袁克文除擅长书法、作诗、填词、写文章外,还爱唱昆曲,小生,丑都扮演得很好,他的拿手好戏是《长生殿》、《游园惊梦》。袁世凯死后,他没了管束,开始“票戏”,即当票友。有一年,他在北京新民大戏院与陈德林合演《游园惊梦》,他大哥袁克定知道了,认为他这种当“戏子”的行为“玷辱家风”,于是便通知北京警察总监薛松坪,要薛把他抓起来。薛不便推托,可又觉得这是他们袁家的“内部矛盾”,便去找袁克文,如此这般把“令兄的意思”一谈。袁克文笑着说:“明天还有一场,唱完了,我就不唱了!”票友借台唱戏是要自备费用的,袁克文唱这两场戏,据说他花费了三四千银元。

因为袁克文花钱如流水,所以他从他父亲那里分得的十几万银元的遗产,很快就用光了,可他又放不下架子来,因此不得不靠卖字、卖文来维持生活。据说他的字写得很好,三杯酒下肚,写起字来纵横驰骋,豪情奔放,大有苏东坡之风。山东督办“狗肉将军”张宗昌请他写了一幅中堂,价码是一千元银元。求他写字的人之所以这样多,有人说这是因为他的字写得的确好;但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是袁袁世凯的儿子。

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将国民党打败之后,逐渐有了做皇帝的野心,不但在全国引起不少人的反对,即便在自己家中也也暗流涌动,闹起了“储位之争”。在自己17个儿子中,袁世凯最喜欢的只有次子袁克文和五子袁克权。有一天,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在北海团城设宴招待几个弟弟吃西餐。其中只有袁克文多了一个心眼儿,想起曹丕、曹植兄弟相煎的故事,便随身携带着银制的刀匙,前去赴宴。在袁克定劝酒时,袁克文滴酒未沾,他用银匙探入汤内立即变成黑色。袁克文当即站起,怒视其大哥而退。

袁克文曾同溥侗合演过一出他最拿手的《千忠戮》中的《惨睹》,此剧讲的是明朝初年,燕王朱棣为了争夺帝位,带兵攻破南京,建文帝兵败,化装成僧人逃亡云南的故事。建文帝虽然有一群忠臣保护,但一路上看到百姓因战乱流离失所,昔日的臣属或逃或叛,不禁悲从中来。袁克文饰演建文帝时,把这个悲惨皇帝描画得惟妙惟肖,当唱到“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荡气回肠,大有身世之叹。台下观众一片哑然。

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春天,袁克文因长女家宜病逝,到其师方地山家中聊起安葬爱女的事情。谈话间,袁克文忽然冒出一句:“何妨多买些地呢?”方地山当时答应没有这个必要,事后想起才悟出这岂不是一语成谶,过了一个多月,袁克文猝然去世,享年仅42岁。袁二公子的家里要办丧事,家人翻箱倒柜,最后才在他书桌上的笔筒里面找出20元钱。这20元钱,无疑是袁克文身后留下的所有遗产。在江山易色权力更迭的大时代里,这样的结局,也只能算是寻常。

不过,最后他的丧事还算办得风风光光。据说,袁克文的“灵堂里挽联挽诗,层层叠叠,多到无法悬挂”。北京广济寺的和尚、雍和宫的喇嘛、青帮的徒弟,从他的住处直到他的墓地间,在沿途搭了很多的祭棚,天津的僧俗各界也来了不少。当然最靓丽的风景,还是那些系着白头绳、面容姣好的千余妓女。她们自愿地系上白头绳儿前来哭奠守灵,在送葬行列中自成一个方阵,每人胸前配有袁克文像的徽章。这些妓女大多是袁克文在青楼寻欢作乐时的相识。当时,于右任曾为袁克文写下一副挽联:“风流同子建;物化拟庄周。”短短的十个字道出了这位民国公子的风流倜傥和醉生梦死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