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大量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清代西欧来华的耶稣会士，曾先后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中国经典译成拉丁文加以刊行。来华传教士还通过书信和著作，向本国广泛介绍中国的地理、历史、学术、典章和风俗习惯。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及其他百科全书派等，都有一定的影响。中国的工艺美术品，特别是瓷器和漆器，深受欧洲人的欢迎。与此同时，当时欧洲来华的天主教士，也把西方有关天文、历法、地理、数学、水利、医学、火器等方面的知识传入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不过传教士来华的根本目的并不在此，而是尊奉罗马教皇之命，力图促进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最终将中国基督化。
康熙皇帝本人对科学十分喜好，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为满足自身在科学文化知识方面的需求，常与传教士交流、请教，从而使传教士在清廷的地位得以提升。不仅如此，因传教士精通拉丁语，在涉及对外交涉的场合，清廷特别倚重传教士。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时，南怀仁、徐日升、张诚等耶稣会士在中俄交涉中作为中方翻译，为中俄谈判的达成做出巨大贡献。由于清廷对天主教总体而言比较宽容，因此天主教传播速度很快。至康熙二年(1663年)，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信徒已近20万，国内28个城市都设在天主堂。
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一直是按照利玛窦的方式传教，即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尊重儒家礼仪，允许中国信徒祭孔祭祖。另一些宗派如多明我会和方济格会的传教士反对这种策略，将双方的争执申诉至罗马教廷，要求教皇裁决中国教徒的礼仪问题。教皇英诺森十世最终支持多明我会和方济格会的修士，否决了耶稣会士的做法。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罗马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派遣使臣多罗至北京，要求禁止中国的天主教信徒祭孔祭祖。这引起清廷的不满，从而导致中西礼仪之争。康熙皇帝极为愤怒，将多罗驱逐出境。此后，清廷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开始转变，对传教士的管理愈发严格。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廷又重申：“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帝在他父亲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天主教很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隐患，所以在继位后，开始在全国采取严厉的禁教措施。在雍正时期，除北京以外的所有教堂，全部被关闭，各省的传教士被逐往广东澳门，只留少数传教士在北京为宫廷服务。雍正年间，中俄谈判的中国使团已看不到作为拉丁语翻译的传教士。
此后，他的儿子乾隆皇帝、孙子嘉庆皇帝都继承了这一做法，从法律层面上将天主教定性为“邪教”，全面加以取缔，并不再重用西洋传教士负责钦天监的工作。至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日渐衰微，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不过，雍正虽然不喜欢天主教，不喜欢他们在中国传教，但自己却很愿意时不时地体验一把西洋风情，让自己偶尔“洋气”“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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