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大屠杀开始了。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各国使馆纷纷撤侨，英美记者被迫撤离，南京成为与世隔绝的地狱。有22名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并想方设法把日军屠城真相送出重围，使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在南京城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还有两名西方人保护了3万多难民。
得到西方侨民救护的南京千千万万难民感激地称赞他们是“活菩萨”、“守护神”。难民们说：
“使南京的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唯一原因，就是有为数不多的外国人。”
1937年9月19日，日本驻中国第3舰队司令官在上海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宣称日本空军将于9月21日正午12时以后对南京采取轰炸或其他手段，要求各国人士迅速离开南京。各使馆为保全国民从1937年0月中旬就开始撤侨。
当时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1936～1 941年期间，他曾7次访问日本，代表基督教教会，利用当地资料研究亚洲现状、日本社会状况及政府政策动向。从贝德士遗稿可以看出，他在1957年之前就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必将推进大规模侵略战争。当时只有极少数美国学者认识到这一点。
和贝德士一起留下的，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又名费吴生)、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以“老市民”自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北美学生海外布道运动兴起，一批年轻的传教士应此潮流来华，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这些学者型传教士自称“南京帮”，将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南京高等教育事业。冒死设立“安全区”。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大举西进，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约留下的这些外侨，决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这是一块只有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鼓楼医院、美德英日大使馆及许多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都在安全区范围内。
德国人拉贝被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杭立武被推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兼安全区主任，后来杭奉命护送朝天宫古物西迁，离开南京，总干事一职由贝德士继任。经杭立武推荐，乔治·费奇被国际委员会聘为副总干事，兼安全区副主任，主持安全区的实际工作。总稽查由约翰·马吉牧师兼任。安全区为体现人道、中立，去除政权色彩，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而是民国初年使用过的五色旗，徽章上画着黑圈红十字。
大批难民涌向红十字庇护的区域。到12月16日，难民所已发展为25个，后来居住难民人数达25万。日军为使安全区崩溃，百般刁难米煤供应。为养活这几十万人，国际委员会成员一方面与日军谈判争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购买。贝德士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再吃面包，和难民一样喝稀饭，以节约粮食。
12月13日，南京沦陷。拉贝和乔治·费奇立刻来到安全区最南边的汉中路同日军交涉。费奇在地图上用铅笔划出标记，告诉日军安全区的位置。日本军官说：“请放心！”拉贝和费奇信以为真。没想到他们还未离开，就亲眼看到日军击毙20名惊慌逃跑的难民。接着日军又闯进安全区，强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费奇痛心疾首地给友人写信道：“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是失信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在这些外侨中，费奇与中国的缘分也许是最深厚的，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费吴生，因为他生于苏州。父母是传教士，早年从美国来到中国。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数十万难民涌入上海，费吴生所在的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立即开展救济工作。在这期间他与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人有深入交往。可以说费吴生不仅是中国通，还算得上中国革命的元老。
1957年12月19日，费吴生与贝德士、史密斯博士一起到金陵中学，看到一个姑娘正被三个日本兵和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追赶，费吴生一把将姑娘推进自己的汽车，关上车门就向校门外开去。日本军官悍然横马挡在车前，但是马害怕汽车发动机声闪到一边，费吴生等人便开足马力飞驰而去。
但更多时候，他们根本无力阻挡日军野蛮的烧杀淫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悲愤地将暴行如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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