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8月14日，以拥戴袁世凯做皇帝为宗旨的筹安会登场。随后，四川总督陈宧在四川发电劝进，要求实行君主制，拥戴袁世凯迅即帝位。其他文武官员也纷纷请愿、劝进，唯恐落于人后。
袁世凯利令智昏，错误判断了形势，他认为这就是真实的民意，于是就装出半推半就的样子，公开宣布说如果大家硬要强迎他做皇帝，他也只好从命。
避居西山的段祺瑞深感事态严重，他将谋士徐树铮、曾毓隽召来公馆，秘密商议应对之策。
密谈中，段祺瑞表示，袁世凯称帝的迹象已经渐渐显露，“我们首先通电请清帝逊位，主张共和，而今天我帮助他，他来称帝，我成了什么人？将来果然有这事，我决定反对到底。”
段祺瑞个性坚强，且素重名节，绝不愿意因此导致个人历史蒙上污点。徐树铮对此非常赞同，他也认为不管直接间接，积极消极，都应坚决反对帝制。
可是段祺瑞仍想面见袁世凯，力陈反对意见的想法，却遭到了徐树铮的质疑。徐树铮的意见是，想让袁世凯中途取消帝制野心已根本不可能了，段祺瑞还是继续称病不见袁世凯为好。
与徐树铮同来的曾毓隽系举人出身，段祺瑞任江北提督时入幕。因为他入幕较早，对北洋军各将领比较熟悉，所以经常被段祺瑞派到各处去进行联络，这也使得他整天南来北往，行踪不定。段幕其余同事为此还送了曾毓隽一个“官衔”，称之为“行秘书”。
徐树铮回国重归段幕后，与“行秘书”惺惺相惜，以后便一文一武，一个外部合纵，一个内部运筹，俨然成为段祺瑞的左辅右弼。听段祺瑞说还要再次进谏，曾毓隽也劝段祺瑞不要去，认为袁世凯已经铁了心要称帝，段祺瑞又处于如此境遇之下，去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见自己看重的两名幕僚都这么说，段祺瑞颇为激动：“项城(袁世凯)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去劝，于情于义都说不过去！”
徐、曾二人听罢，也只得由他去了。
不出所料，段祺瑞先后两次求见，袁世凯竟然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肯给他，两次均以身体不适拒绝接见。
发现已无法挽救，段祺瑞心冷如冰。他苦思了几天几夜，考虑是否要像当年发共和通电那样，扯起大旗，站出来共开反对袁世凯和帝制。
此时段祺瑞在北洋的声望仅次于袁世凯，又执掌陆军部多年，门生旧部遍及军队和地方，要真闹起来，是足够袁世凯喝一壶的。可是一想到受袁世凯几十年知遇之恩，段祺瑞就感到“我不能这样做”，所能做的，只有“(对帝制)论公，我宁死亦不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不发一言”。
段祺瑞预料到，帝制一开，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必有人群起而歼灭之”，自己很可能会因此受到连累，但处于两难之间，也只有将生死置之度外，听任发落了。
有人劝段祺瑞“离开危城以避之”，到天津等地去躲一下。段祺瑞说我既不能打破道义观念去公开反袁，一旦避往它处，反而更会遭袁氏父子之忌，处境也将更为危险。
提到袁氏父子，段祺瑞痛恨的不是袁世凯，而是袁克定。他认为袁世凯做出如此“危国丧身”的荒唐决策，完全是袁克定一人所造成，并愤愤地下了断论：“将来史家秉董狐之笔，可大书曰：袁克定弑其父！”
相比于袁氏父子的生死祸福，让段祺瑞感到特别忧虑的还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知道经过这么一折腾，民初以来尚算不错的开局注定将受到严重挫折——“袁氏丧亡不足论，只是国家大伤元气矣！”
(节选自关河五十州《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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