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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抗日战争期间汉奸的种类 多为亡国论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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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汉奸的种类

盘点抗日战争期间汉奸的种类 多为亡国论者情况

法律条文上并无汉奸二字,只有叛国罪。因此,从我们的角度上讲,汉奸只是一个政治名词,不是一个法律名词。

被称为汉奸的种种人,大致可分为军人与非军人两大类。为侵略者做事的非军人的不讨论,本文只讨论军人性质的。

军人性质的,又可分为两大类:接受日伪番号的、未接受番号但与日军勾结配合行动的。

前一部分,就是我们所称的伪军,其番号复杂,有皇协军、和平建国军、治安军等等名目。伪军的番号一般都不大,师一级的有限几个。这是因为日本人不相信汪精卫,不接受汪精卫提出的建军要求,坚持自己控制伪军,否则局面难料,汪精卫要组建二、三百万的大军并不难。当然日本也有苦衷,即使相信汪精卫不会反手一击,允许汪精卫扩军,日本也提供不了百万人的武器,因为旧中国没有什么兵工厂,所有基本上武器全靠外购。

后一部分,未接受番号,但与日军勾结配合行动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京剧《沙家滨》中的胡传魁,胡传魁并未接受番号,一直是“忠义救国军”的名目,军装旗帜都没有变,然而却与日本人勾结,最后结婚时还有日本军官来参加婚礼。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戏剧中情节,现实当中比比皆是。以山东为例,被列为山东几大汉奸之一的张景月,盘踞在寿光县,是八路军渤海、胶东两大根据地的仇敌。他的番号一直是国民党授与的,属于国民党的敌后抗战部队,沈鸿烈时期,他的部队叫保安15旅,沈逃离山东以后,他的部队改叫保3师,从来没有接受过日本方面的番号,但却与日军勾结,不仅仅是向日军采购军火,共同联合攻打根据地、参加日军的扫荡。

除了这两类人,我们一般不称为汉奸。在历次反共高潮中,和整个抗战中,与我方摩擦的国民党军不少,其中有的罪恶累累,但一般称为“顽军”,而不认为是汉奸。大的方面,有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参战部队;小的方面,有各地的中小部队。比如毛选四卷中,有这样一段提到具体的人名:1939年9月,在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社记者谈话时说到:“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

秦启荣,原本军统特务头子,抗战开始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5纵队司令,驻守在山东博山,实际拥有国民党方面的山东军政大权。他积极反共,伏击攻打杀害八路军,制造多起轰动全国的惨案,曾被八路军反击讨伐。但他每制造摩擦惨案,都公开声称是误会,而不承担责任,因此地“与汉奸行为很少区别”还是有点区别,没有被列为汉奸。

秦启荣比较复杂,他与日本人来往甚密。厉文礼,1943年2月被日军俘虏后投降,成为日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半年以后,八路军奇袭厉文礼在安丘县的伪军司令部,没有击毙厉文礼,却击毙了在伪军司令部里的秦启荣。

死在伪军司令部里,秦启荣的一生划上了不光彩的句号,但终于没有戴上汉奸的帽子,因为他的部队虽然与八路军为敌,却也一直与日军为敌,打敌人的时候少,却毕竟有,不象胡传魁、张景月“见日寇不放一枪”,日军对秦启荣的部队也是不断地扫荡。

汉奸厉文礼,抗战胜利后又得到国民党的委任状,内战中部队被打光,只身逃到天津,成功地活到建国以后,1953年“三反”中落网,押回山东安丘县,当年他的伪军司令部处枪决。

从个人来讲,汉奸又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原生汉奸,主要是年轻人,一当兵就当伪军,主要目的是混口饭吃,当谁的兵无所谓。

另一类是抗日军人变成汉奸,这类人最多,又可分为随从和主动两类。

随从容易理解,上司当了汉奸,下属也跟着成了汉奸,长官成了汉奸,小兵也就随着成了汉奸。

主动的就复杂,当汉奸的动机很多:

一、追求个人前途,认定日伪必胜中国必亡,因此“弃暗投明、识时务”的,比如汪精卫,一开始就是亡国论者,这类人数量挺多。该不该抗日倒在其次,第一位考虑的是抗日能不能成功。

二、笃信“大东亚共荣”的理论的,比如那些被日本人洗了脑的翻译官。其实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大东亚共荣”的实际内容,基本上就是“联合起来,将欧洲帝国主义的势力从亚洲驱逐出去,让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是解放亚洲人民的。”这些冠冕堂皇振振有词的口号,对于鸦片战争以来饱受欧洲列强欺凌的中国文化人,很有诱惑力。

三、为自保实力而不顾民族大义的,这在杂牌军中比较普遍,保存实力重于一切,吴化文就是典型的例子。吴化文投日之前,部队已经断粮多日,比过草地的红军还要窘迫,为了保存他的部队而投日。同样,在济南战役之前,他就将父母妻儿送到台湾,以示必死决心,但他一看他的部队又被摆在最外围,马上要头一批“成仁”,不得不战场起义。

四、有奶就是娘,无所谓大义,谁给饭吃就给谁打工,哪家公司薪水高就跳槽到哪家公司,这类人也不在少数,最主要是地方上的小股便衣汉奸队、为日军通风报信的内奸,影视当中常见这类人,追求的就是“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花钱”。这类人当中,土匪又占了不少,战前的土匪,很多被收编为汉奸,由匪变官。

五、纯粹的战争爱好者,不少汉奸属于这类人,不论是非大义,乐趣就在打仗中,寻求的是刺激,各地都有这类变态。八路军神出鬼没,他们同样也神出鬼没跟八路军斗智斗勇舍生忘死,实质上有如玩游戏,最终玩掉了自己。这类人不多,但一有就是“铁杆汉奸”,通常是汉奸队伍中的尖子,往往一个人就杀掉上百八路、干部、军属,祸害极大。

六、仇共者,这类人也不少,这些人只因为仇恨八路军而投敌,只要打八路,跟谁干都无所谓。山东汉奸成建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本是土匪,日军侵入山东,他组织起部队抗日,后来被国民党鲁北行辕收编,与日军激战过多回。八路军开辟根据地,他反对八路军到他的地盘,与八路军摩擦,不料他的队伍一下就被消灭大半,从此结下深刻的仇恨。由于鲁北行辕在摩擦当中被打击太多,无力再与八路为敌,靠国民党复仇无望,于是投降了日军,靠日军的势力复仇。他疯狂地一次次地进攻根据地,屡败屡战,得手时就屠杀一切生灵,制造惨案,成为最死硬的汉奸之一。日军投降以后他又被国民党收编,同样一次次深入根据地为害,最后受了重伤而自杀。他死后,他的护兵把尸体运到济南,王耀武在济南为他主持了追悼会。

七、被捕后因忍受不了拷打、怕死而叛变的,叛变以后怕被惩罚而不得不死跟着日伪干的,自不为奇。

汪伪十大汉奸

1.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883年-1944年11月10日)。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1938年12月,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以及汪派要员先后以各种方式逃离重庆,分别抵达越南河内与香港等地。 1940年3月30日,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脑。12月30日,汪日签署“基本关系密约”以及“汪日满共同宣言”,这是全面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协定。

2.陈公博 一个富于多变的人物。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大革命时期,他以国民党“左派”自诩。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拥汪反蒋的改组派代表人物。汪蒋合流后,他则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抗战爆发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汪伪政权第二号大汉奸。汪精卫病死后,1944年12月,陈公博代理汪伪政权“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重要职务,集大权于一身。获日本“一级旭日大勋章”。

3.周佛海 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与汪精卫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张而“物以类聚”了。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也是握有实权的大汉奸,占据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

4.梁鸿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在上海组织维新政府,并担任伪行政院长,卖国投敌。1938年3月28日任伪中华民国维持政府“行政院院长”,同年秋,在日本操纵下北上大连,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王揖唐等商议成立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任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委员。次年出任汉奸组织“大民会”总裁。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后,梁鸿志继陈公博为伪立法院长。

5.傅筱庵 曾出任北洋军政府高级顾问,1927年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因支持军阀孙传芳而被蒋介石通缉,被迫离开上海逃往大连。也就是在此时,他的内心已经在盘算着寻找新的靠山,并开始与日本人暗通款曲。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后,随即公开投靠日本人;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傅筱庵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6.殷汝耕 早年留学日本,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了联系。七七事变之前,出任日本打着“自治”旗号成立的华北第一个傀儡伪政权----伪冀东政权主席,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彻头彻尾傀儡。

7.李士群 浙江遂昌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潜伏南京,1938年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后任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江苏省主席。

8.陈璧君 头号女汉奸,1912年5月,与汪精卫正式宣布结婚。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支持汪精卫对日本妥协的路线。1938年12月19日, 随汪精卫逃往越南河内,叛国投敌,成为汪逆汉奸集团的重要成员。 之后历任汪伪政权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副主席、 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指定委员、东亚联明中国总会常务理事等职、积极支持汪精卫投敌卖国的“和平反共建国”方针政策。1944 年汪精卫死后,南下广州任日伪广东政务指导员,企图控制汪伪的广东省政府。

9.丁默邨 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退出,加入国民党。1937年任国民党军统局第二处处长。 1938年,日本侵略者妄图扑灭上海抗日力量,拟组织一支特工队伍,丁默邨被日本人选中。通过李世群拉线,丁默邨于同年冬潜往上海与日本人挂钩。次年2月,丁默邨正式投靠日本侵略者,并与另一汉奸李世群合组“特工总部”,丁、李分别为正、副主任。继与汪精卫合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日本记者称之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国人则称为“丁屠夫”。1944年11月,汪精卫死,陈公博继任。丁默邨于次年1月兼任伪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5月,调任伪浙江省省长、省党部主任委员、驻杭州“绥靖公署”主任、省保安司令,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10.王克敏 1903年任留日学生监督,后改任驻日使馆参赞。1907年回国后历任直隶交涉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1917年任中国银行总裁,并一度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32年起,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北平政务整理委员。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汉奸组织“新民会”会长、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伪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汪伪国民政府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