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所谓的“抓壮丁”，指的是国民党当局使用强制的手段、绑架青壮年男子入伍、参加战争的行为，这种行为无疑是残暴的，在历史上所受的非议也不浅。
但是，似乎很少人追问：为什么国民党要抓壮丁？为什么此前的北洋政府不抓壮丁？为什么清政府不抓壮丁？这个问题，其实是挺有趣的。
其实，这个问题，和中华民国的“兵役制度改革”有关。请听作者细细道来。
从晚清时期直到民国初期，中国的军队实行的是一种叫做“募兵制”的制度。“募兵制”的主要特点是：人民没有当兵的义务，部队募兵要依靠金钱待遇来吸引人，兵源没有保证，而且也不设“民兵预备役”。
也就是说：在“募兵制”的体制下，中国的军队是用钱来招兵买马的，换句话说：在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以及国民政府的初期，中国的军队就好比一家“公司”，向社会公开招聘，用金钱报酬去吸引老百姓来当兵。
例如冯玉祥到清军里当兵，就不是被强拉的，而是冯玉祥自愿的。为什么自愿呢？因为冯玉祥家里穷，冯玉祥要解决自己的经济出路。史料《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记录了冯玉祥和其生前战友赵卓志的一段对话：
赵卓志：“冯将军，您是从哪家军校毕业的？”
冯玉祥：“我一天的书都没有念过。我从小家里穷，如果我哪怕能有一间房、一亩地，我是决然不会当兵的！”
冯玉祥的话，举例说明了：在清末民初的年代，当兵是一个混饭吃的出路，或者说得通俗一点：在“募兵制”之下，当兵就是一份工作、一种职业。而且，在“募兵制”之下，当兵这个职业，待遇其实是不错的。我举两个例子。
台湾中央研究院《于达先生访问纪录》收录了胡宗南的参谋长于达的回忆。于达说：民国初年，当兵收入行情是这样的：二等兵每月七元;一等兵七元五角;上等兵八元;上士十五元。依照当时的物价水平，每月三至四元，就可以养活一家人。一个二等兵，工资七元每月，养活一家人绰绰有余。
例二是国军西北系刘汝明的回忆。《刘汝明回忆录》记载：刘汝明年少时参军后，每个月工资，有四两多银子，他每个月都有盈余，所以他每个月都把盈余往家里寄，他老家的母亲每个月收到儿子的汇款，都存起来，用来购买田地，刘汝明参军四年之后的1916年，刘家靠这个当兵的儿子的收入，一共购置了十几亩的田地，并且还雇了长工，全家从贫农阶级，一跃变成地主阶级。
刘汝明的案例说明了：在“募兵制”之下，当兵有时候竟然还可以发家致富。
在“募兵制”的制度下，募兵部门是很有钱的，因为他们需要用很多钱去募兵。清军、北洋军募兵，往往是在城门下摆一摊，拉上横幅，哪有什么“救国”口号？扯淡，直接就是六个字——“月给二十大洋”。应征者趋之若鹜。
而与“募兵制”相对的，还有另外一种兵役制度，叫做“征兵制”。“征兵制”的主要特点是：人民有当兵的义务，部队征兵不是依靠金钱激励，而是依靠强制的手段，兵源有保证，常设民兵预备役。
与“征兵制”比较，“募兵制”有两大弊端：兵源无法保证、无预备役民兵可用，因此在战争中，“募兵制”逐渐显现出它的劣势。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初，发现了这个问题，因此决定：必须要革掉“募兵制”这个落后的国防制度、尽快实行现代国家所普遍通用的“征兵制”。
于是在1933年6月17日，国民政府出台了一部新法，叫做《中华民国兵役法》，这个法律，划时代地标志着“募兵制”的寿终正寝、以及“征兵制”的正式施行。这个新的法律，有以下的关键条文：
第一条：“中华民国男子，服兵役之义务，依本法之规定。”
第三条：“男子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在不服本法所定之常备兵役时，服国民兵役，平时受规定之军事教育，战时以国民政府之命令征集之。”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条：“中华民国男子，服兵役之义务”。这一条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义务”二字。“义务”二字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当兵的工资不错，但是从现在开始，不行了，当兵成了一种“义务”，所谓“义务”，就是“免费”的意思，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当兵就没有工资了，或许会发一点津贴，但是也只够你买根香烟抽抽，而像清朝、北洋时期以往那样当兵能挣钱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再看第三条：“男子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 战时以国民政府之命令征集之。” 这一条很要命。关键在于“战时以国民政府之命令征集之”几个字。它是说：一旦打起仗来，不管是外战还是内战，中国所有18-45岁的男子，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你们统统就得给我上战场。
电影《抓壮丁》中的"王保长"(中)
这个《中华民国兵役法》的第三条，其实就是国民党“抓壮丁”的原始法律依据。
但是在清政府、北洋政府时期，不是这样的，那时无论你是谁的部队，要募兵，你就要给钱，不可以强制的，打起仗来强拉硬推也是不行的，当时是靠钱的，所以无论打仗多么危险，都有人愿意干。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在则不同了，现在是没钱给的，人们就不愿意干了。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于是，人们开始逃避兵役。
那么，人们是怎样逃避兵役的呢？阎锡山部将杨元璐在其著作《阎锡山军闱揭秘》里面回忆：在新的“征兵制”下，许多老百姓都不愿意当兵，有钱的人家，选择“退财消灾”、贿赂征兵工作人员，以此了事。有的征兵工作人员就靠这个发了财。
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2-政治军事》则收录了前“兵役署”职员方秋苇的一篇《国民党兵役署内幕》，里面记载：1942年，当时四川省许多的老百姓不愿意当兵，为了逃避兵役，老百姓当父母的，纷纷将自己儿子右手的二拇指砍掉，砍掉之后，自然无法扣动扳机，因此也就不符合征兵的“体检标准”。人们不惜以这种方式来逃避兵役。
再举江西为例。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于1957年9月编撰的《抗战中的中国政治》在第64页，讲述了江西地区人民在国民党“征兵制”体制下，逃避兵役的手法，原文是这样的：
“……有钱有势的人，可以采用许多形形色色的方法，如伪造证明文件、当勤务兵任务队、勾串贿赂办理兵役人员、乡保甲长、检验体格的军医、补充部队的长官等，以达到逃避兵役的企图，所以被抽的壮丁都只是贫苦无告的老百姓……..”
那么，江西的老百姓为什么不愿意当兵呢？不但因为当兵挣不到钱，而且男丁往往正是家中的只要劳动力，中流砥柱呢，壮丁都去当兵了，谁来干活养家？同一册史料在同一页，在这一点上，是这样说的：
“……..出征壮丁大部分都是非常穷苦的农工分子，平时一家全靠他一人维持生活，一旦应征，全家即有流为饿殍之虞。兵役法熵虽有担负家庭生活者缓役的办法，但是在农村极度窘困的情形之下，哪有不担负家庭生活的壮丁？……..”
可见，国民党当局为了向列强学习、建立现代兵役制度，本意是要增强国防实力，不料在执行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人民不愿意当兵”的这个窘境，怎么办呢？难道撤销法律？难道不建军了？难道就不打仗了？恐怕都不行，所以，国民党开始使用铁腕手段：强征。
所谓“强征”，就是“抓壮丁”。于是，国民党不少地方军政当局开始在乡间，强行征集青壮年男子入伍当兵，而且在运输新兵的过程中，为了防止新兵逃跑，国民党对新兵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政策。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2-政治军事》第195页，收录了国民党征兵工作人员吴韶金的文章《兵役法令之弊害》，吴韶金在文中记录：在征兵的过程中，为了防止新兵逃跑，国民党征兵主管部门实行了“不让新兵吃饱”、“不准新兵穿裤子睡觉”等恶政。而且，在新兵乘坐火车和轮船的时候，征兵主管人员往往把门窗全部封锁、以防止新兵逃跑。
不但如此，为了恐吓新兵，国民党兵役当局还采用了“威吓”的手段、对新兵进行打骂、虐待。《抗战中的中国政治》这册史料在第65页，给我们提供了管窥的一瞥：
“……..缺乏巩固部队的健全的政治工作，只是一味的采取高压手段，严厉的毒打酷骂，来维持部队的纪律、防止士兵逃跑，甚至往往有凌辱致死者，士兵疾病也不容易得到治疗，这许多铁的事实，在民众面前，把兵营绘成一幅阴风凄怆的冰窟，人民自然要裹足不前了……”
不料，人有逆反心理。国民党手段越是粗暴，人民就越是逃避兵役，所以国民党的征兵工作，往往陷入困境、经常是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呢？有些地方就开始滥竽充数。什么乞丐、流浪汉，无所不收，敷衍了事。史料《抗战中的中国政治》在第70页，记录了这种现象：
“……..有些地方因县府对壮丁要的过紧，联保处无法立即把应出的壮丁征齐，或者因为某种关系，如私人挟嫌，各保把买壮丁的款子交给联保处等，联保主任便派上自己的武装爪牙，把打柴的樵夫、赶船的水手、过路的行客、破庙的乞丐，自己或亲戚的仇家、无帮手的独丁，像逮捕犯人一样的拉来，五花大绑，硬充壮丁交差。最近更是花样翻新，要是对联保主任、保长等贪污行为稍有异言，或者是农村救亡工作的积极分子，不论小学教师、正求学的学生、或者家居的公务人员，统统都有突然被拉去当兵的命运，杜工部的‘石壕吏’实不能形容万一……..”
在最后，我们不妨来个总结：
1、清朝、北洋时期，中国是“募兵制”，不强制人民当兵，而是用金钱报酬吸引人民当兵。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比较文明，但弊端是“兵源无法保证”，在战场上一哗变、一溃退，就再也没兵了，战争就输了。
2、国民党当局看到了“募兵制”的这个弊端，于是模仿军事强国、实行“征兵制”，规定了“成年男子人人都有义务当兵”，停止了“用钱募兵”的做法。这个做法的初衷是好的：它规定了成年男子人人都有义务当兵，这样一来，一旦打起仗来，中国的兵源就源源不断，国防力量就强大了。
3、但是不料：老百姓精得很，没有了金钱报酬，许多人都不愿意当兵了，于是，国民党当局的征兵工作，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国民党当局决定采用强硬手腕：强征新兵。这就是“抓壮丁”的由来。
国民党“抓壮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决策者如果不洞察人性、不体察民生，一个初衷本意是好的国策，实施起来，往往最终却会沦为恶政。
文/冯学荣，近代史写家，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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