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党产，多年来一直是台湾纠缠不清的政治议题。近日，国民党公布专案报告，向外界透露家底，尚有166亿元新台币。据该报告，1949年带往台湾的227万两黄金，及数十万件故宫国宝，也都曾被列入国民党党产。
那么，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国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究竟有过多少党产呢？
1945年之前：靠财政养党，无“党产”之说，党务人员薪资待遇差
在1945年之前，国民党没有所谓“党产”一说。自1925年孙中山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党务费用，即不依赖党产，而主要由国库支付。1927年国民党全国执政，党务经费遂成为政府财政中的一项固定开支。国民党所主办的教育、文化、新闻事业(如中央日报、中央电影企业公司、中央广播电台)等，也都由国家财政负担运营经费。①
这种做法长期受舆论批评。但国民党以“训政党”自居，对外界的批评一直不以为然。如1941年12月，国民党元老居正公开站出来，力挺“党务经费由国库开支”完全正确。居正说：“现党外一般人认为党务经费不应由国库支出，党内同志也有以为党部支用国家公币为不正当。我们在此应明白本党是建国的党，所有党员既为建国而努力，则党部经费应由国家负担，乃一极合理的事情。”②
不过呢，因为蒋介石“以军统党”，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人员，日子并不好过。据统计，1937年之前，国民党每年的党务经费，占财政总支出不足3%;抗战爆发后，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1%。其中，超过一半的经费被用于发薪。而较之政府工作人员，党务工作者的薪金水平是很低的——抗战前，一个省府委员的月薪是500元，加上办公补贴最高可达2000元左右;但同级别的省党部委员的月薪只有150元，也很难拿到什么补贴。抗战期间，差距变得更大。所以呢，一方面，“国库养党”给国民党招致很多外界批评;另一方面，党务工作者因薪水低，又大都不安于做党务工作，“县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县长;省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省政府的委员”③，国民党成了一盘散沙。
陈立夫，曾主管国民党党务。晚年在回忆录中感慨国民党中委竞相找关系去政府兼职，只是为了更高的薪金
1945年-1949年：搞“企业养党”，但因响应金圆券改革损失惨重
抗战胜利，国民党对外宣布要结束“训政”。“国库养党”遂失去了名义上的合法性。按国民党的公开承诺，“国库养党”规模逐渐递减，到1948年，党务经费将不再列入国家预算。为自筹党费，此一时期，国民党正式开始大规模地置办党产，主要方式是“企业养党”。
本来，国民党在抗战末期，曾设想过另一种“党员养党”的办法，号召党员“月捐”来维持党务运转。但结果非常令人失望，1944年所得的党员月捐总额，只能满足该年度党费预算的0.07%。故此，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作出决议：县级以下党部，继续搞“党员养党”;省市中央党部，创办党营企业，走“企业养党”的新路。④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国民党通过接收日伪资产，迅速建立起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从实业到金融的党营企业体系——其中，较大的中央党企共计13家，另有相当数量的地方党企——为“合法”拿到日伪资产，国民党当时声称：本党领导抗战损失惨重，其党产损失部分应由政府补偿。不过，在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中，这些党企，因服从国民党的指示，全部损失惨重，一蹶不振。如资本雄厚的中央级党企亚东银行，本储备有黄金4156条，美钞14万余元，因响应改革，将黄金、美钞悉数上缴中央银行。改革失败，该行流动资金也损失殆尽。稍后，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崩盘，这些党企大部分没有来得及撤往台湾。据1949年底的一份统计，因内战失利，国民党损失了90%左右的党产，约670万美金。⑤
1948年底，金圆券改革失败，民众蜂拥冲击银行兑换黄金。此次改革中，国民党“党营企业”损失惨重
50-80年代：搞世界上最奇怪的“党营企业”，赚到盆满钵满
1945-1949年间，国民党在台湾，只接收了一批日伪的电影院和新闻机构作为党产。蒋介石迁台时，“除了几个党营文化事业之外，只有一家党营生产事业(齐鲁公司)”⑥。所以国民党迁台初期的党务经费，曾短暂回到由财政支付的老路。
至于“从大陆带来的227万两黄金和外汇，以及数十万件故宫国宝”，被列入国民党党产，主要是因为这批东西，是蒋介石在1949年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当时已辞总统职务)，下令秘运至台湾。不过，这些黄金与外汇，绝大多数被用在了军费和台湾的经济改革当中，而非国民党的党务经费——1949年6月，陈诚曾用这笔钱在台湾发行了“新台币”;1950年6月，俞鸿钧密报蒋介石，他所能掌控的运台黄金已只剩54万余两，只够再支撑3个月军费(蒋随后下令清查所有运台黄金，集中至“国库”，共得108万两之数)。⑦
去台后，国民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30年内，积累起巨额党产，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党”，主要还是因为又重新搞起了“党营企业”。50-80年代，除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外，党营经济成为台湾身份最为微妙的一种经济形态。一方面，党营企业是国民党的私产;另一方面，国民党又是台湾的执政党。所以党营企业可以很便利地与公营企业合作，攫取政策红利;而民间财阀，也乐于跟党营企业合作，以换取政策上的便利。到70年代，负责经营国民党党产的俞国华，又将“党营企业”升级为“党资企业”(引入公营、民间资本，由党资控股)，国民党的党产遂迅速暴涨。有学者如此总结俞国华此举之奥妙所在：
“俞老总之妙招，在于钻公司法之漏洞，改以控股公司之面目，扩张党营事业也。盖国民党独资经营事业，则靠党寄食者众，经营不善矣。若党官合股，又与财阀结合，形成党官财‘利益共同体’，则可利用官方许可特权、财阀精明算盘，而改善经营体质矣。”⑧
俞国华(中)，被认为是国民党党产在70-80年代暴增的头号功臣
李登辉时代，国民党的党产净值达到最高峰，随后迅速萎缩
80年代末，台湾解严。为应对舆论对“党产”的批评，国民党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改变合作对象，避开公营资本，更多地与民间财团、企业合作;二是化整为零，稀释党资、分散持股，扩大投资种类。
90年代，国民党党产长期由李登辉的亲信刘泰英掌管。为应付舆论“党产公开上市”的压力，刘泰英干了两件事。一是大规模地出售股票，套取现金;二是遵照李登辉指示，将这些现金，大量用于海外投资。李登辉这个指示，除转移党产化解舆论压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可以很便利拿党产去海外运作黑金政治，为其“外交政策”护盘。刘泰英这些做法，一方面洗白了不少党产，盈利也有可观增长——到1994年底，国民党名下有7家控股公司，投资事业121家，资产净值377.7亿余元新台币;1998年，资产净值达到了900多亿元新台币。但另一方面，也损害了国民党内部不少人的利益(如大规模出售股票后，很多用于安插退休老党员的酬庸性职位，就没有了)，加之李登辉与刘泰英随意挥霍难以监管，所以在1995年，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要求公开党产的呼声。⑨
2000年，国民党在选举中因党产问题失利，其党产也进入迅速萎缩阶段。至2005年马英九接任国民党主席时，已只剩311亿元新台币。为彻底摆脱舆论上的被动，2009年，马英九提出“党产归零”计划，欲赶在2012年大选之前，清理掉国民党所有的盈利性党产。但因种种原因，该计划迄今未能完全付诸实施。所以，近日才又有了绿营强推“不当党产条例”，国民党公布党产专案报告的风波。
刘泰英，被称为李登辉时代的“国民党大掌柜”，因涉多宗金融弊案而被判入狱5年，2011年出狱
注释
①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明确规定：“本党所从事的教育文化及经济等事业，原为国家事业，其费用应为国家事业费。”②江沛，《战时中国国民党党务经费问题初探》，收录于《一九四0年代的中国》(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③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p195-197。④《关于筹措党费之决议案》，1945年5月17日。《革命文献》第76辑，1978，p390-391。⑤孔祥增，《国民党党营企业在大陆的衰败与落幕》，《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⑥许介鳞，《战后台湾史记》，文英堂出版社，1996，p233-234。⑦吴兴镛，《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p276。⑧许介鳞，《战后台湾史记》，文英堂出版社，1996，p256-264。⑨同上，p269-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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