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作霖之死，近来出现了一种所谓“新说法”，即苏联情报机构所为，与日本无关。到底是谁炸死了张作霖呢？张作霖被炸死，张学良被蒋介石拘禁，昔日的东北第一大家庭猝然解体……那么张作霖的后人如今身在何处？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关于张作霖之死，近来出现了一种所谓“新说法”，即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史实证明，日本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这是一桩证据确凿、任何人也翻不了的铁案。
张作霖被炸死乃苏联情报机关所为？
众所周知，张作霖是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炸死的，这是一桩证据确凿的铁案，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不久前，网上转载了日本《产经新闻》刊登的一篇报道称：“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这是该报驻莫斯科记者采访俄罗斯历史小说作者普罗霍洛夫的一篇报道。这一所谓“新说法”掀起了一股浊浪，似乎张作霖不是被日本军人炸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对此，日本右翼分子拍手称快。
那么，提出这个“新说法”的俄罗斯文人普罗霍洛夫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呢？据报道，这位小说家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首先声明他的观点不是以苏联共产党或情报机构未公开过的秘密档案为根据的，只是通过对苏联时代出版的军队领导人回忆录或采访记录，以及对苏联解体后被公开的公文档案等，进行“综合分析”，“几乎可以断定”，“张作霖被炸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这里说得很清楚，普罗霍洛夫自己承认，他没有什么档案，没有什么根据，没有什么证据，他的观点是他个人“分析”的结果，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断。
普罗霍洛夫对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说，张作霖与苏联就中国东北铁路的使用问题发生纠纷，苏联政府对此耿耿于怀，于是，就命令苏军情报局对张作霖采取暗杀行动。苏军特工的第一次暗杀计划是在张作霖的官邸埋设炸弹，但由于张作霖手下的密探事先探听到风声，在特工交接炸弹时，将其逮捕。
普罗霍洛夫表示，此后张作霖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1928年，因接连作战而元气大伤的张作霖开始与日本人谈判，企图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东北建立一个反苏的“独立的满洲共和国”。得知此事后，苏联决定再次暗杀张作霖，于是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案。
以上普氏的叙述，所谓“在张作霖的官邸埋设炸弹”，所谓建立“独立的满洲共和国”，所谓“于是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案”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都是这位小说家的编造。
对于普罗霍洛夫的关于张作霖被炸的奇谈怪论，俄罗斯的历史学者持什么态度呢？中国《环球时报》驻俄罗斯记者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远东史方面的专家米罗维茨卡娅女士。她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普罗霍洛夫这个人。这就说明，普罗霍洛夫并不是研究远东史、研究中国史方面的专家。对于普罗霍洛夫的观点，她也明确表示完全不能同意。她非常清晰地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1928年是日本军人在皇姑屯一手制造了火车爆炸事件，炸死了张作霖。这一点，在俄罗斯的历史书上是得到肯定的，没有任何疑义。2004年出版的由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弗·阿达姆奇克等近10名着名学者联合编着的《中国历史》一书中明确写道：“在去沈阳的路上，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
张作霖被炸死的具体经过
1928年6月2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归沈阳。张作霖对日本阴谋刺杀他，已有风闻，但将信将疑。为了保障安全，原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因公路坎坷不平，难受颠簸之苦。且张作相担保由北京至榆关一段，沿途有吉黑两省军队严密设防，不致发生意外。吴俊升也担保由榆关至沈阳一段的安全。因此，张作霖决定仍乘火车回奉。在返奉的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就觉察到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的老道口和三洞桥四周，日夜放哨阻止行人通行，好像构筑什么工事，情况异常，就此曾密电张作霖，请他严加戒备或绕道归奉。可是，齐恩铭的提醒，没有引起张作霖的足够重视。
张作霖针对传言，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他故布疑阵，一再拖延回奉的具体时间。原来宣布6月1日出京，京奉铁路备有专车升火待发，但又改期于2日启程。而2日启程的却不是他的火车。
6月2日下午7时，张作霖的五太太寿夫人及仆役人等，登上备好的7节专列，由前门东站启程，先于张作霖提前出关。
张作霖是3日启程的。3日凌晨1时10分，张作霖及其全体随行人员，抵达前门东站。张作霖身着大元帅服，腰佩短剑，精神抖擞，踏上月台。月台上送客的人山人海。来送行的有北京元老、社会名流、商界代表，以及各国使馆等中外要人。张学良、总参议杨宇霆、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北京警备司令鲍毓麟等也到车站欢送。
1时15分，列车开动。随车同行的有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国务总理潘复、东北元老莫德惠、总参谋长于国翰、财政总长阎泽溥、教育总长刘哲等高级官员，还有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仪峨诚也(也叫嵯峨诚也或仪我诚也)。另有张作霖的六太太马岳清及三公子张学曾、随身医官杜泽先等。
张作霖的专车，包括车头在内，共计由20节组成。其列车编组，依次为：机关车(车头)1节，铁甲车1节，三等车3节，二等车2节，头等车7节，二等车1节，三等车2节，一等车1节，铁甲车1节，货车1节。
张作霖所乘的是第10节。这是过去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后经改造，外部呈蓝色，人称蓝钢车。该车设备先进，豪华舒适，车厢内有大客厅一间、卧房一间，另有沙发座椅、麻将桌等。
列车到达天津后，军团长褚玉璞特意从唐官屯赶到天津车站迎送。前来迎送的还有在天津的前两湖巡阅使王占元、热河都统阚朝玺等官员。停车后，靳云鹏、潘复等下车。
日籍顾问町野武马也在此站下车，这值得注意。据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斋藤日记》披露，町野武马其实是日本安插在张作霖身边的间谍。他一直参与是否让张作霖“多活几天”的讨论，而且对刺杀张作霖的计划已有耳闻。他的这一举动说明他已经知道此事。但为了稳住张作霖，他故意上车送上一段，也便于洗清自己。
而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前国务总理靳云鹏本来是要陪同张作霖回奉的。靳云鹏家住天津。但到天津站时，靳云鹏的副官上车报告说，日本领事馆派人送信，今晚9点种，靳云鹏的好友板西利八郎由日本到天津有要事相商，请他立即回宅。靳云鹏只好下车，可是在家等了一夜，此人也没露面，心里正纳闷。第二天接到电报，知道张作霖的专车被炸。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领事馆送的是假信，免得他和张作霖一同被炸死，当了陪绑的屈死鬼。但这也证明了“皇姑屯事件”是日本预先策划的阴谋。
前交通总长常荫槐在天津站上车，陪张作霖回奉天。
下午4时，专车抵达山海关。这时在餐车上开晚饭。没想到，这是张作霖的最后的晚餐。
吃过晚餐，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就上车了。他是特地从奉天赶到山海关来迎接张作霖的，登上火车，同张作霖亲切攀谈。后来，张作霖同莫德惠、常荫槐、刘哲一起玩麻将。晚11时，专车抵达锦州。车到新民站时，天已微明，玩麻将的人散去休息。从车窗往外看，只见铁路两旁“皆有步哨警戒，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姿势，十余步就是一岗”。6月4日晨，专车到达皇姑屯车站，实业总长张景惠等在此迎候，并说其余家人和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车站等候。张景惠上车同行，但没有和张作霖坐一个车厢。
距皇姑屯车站不远处是老道口，继之是三洞桥。这是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上边设有日本人的岗楼，老道口在日本人的警戒线内。
专车重又启动。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当时只有张作霖、吴俊升和校尉处长温守善。早晨有些微凉。吴俊升关切地问道：“天有点冷，要不要加件衣服？”张作霖看了看手表，已是5点多了，便答道：“算了，马上要到了！”说话间，专车驶过三洞桥时，突然两声巨响，烟腾火窜，飞沙走石，铁轨像麦芽糖一样弯曲。所有列车一起震动，有的脱轨，有的起火，张作霖所乘的车厢被炸碎，车身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吴俊升头部不幸扎进一颗钉子，躺在车厢里，当即死亡。六太太的脚受了轻伤。温守善也受了伤，急忙爬起来到张作霖的跟前，一看，张作霖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满身是血。温守善用一个大绸子手绢把张作霖的伤口堵上，然后和张学曾一起，把张作霖抬到齐恩铭的汽车上，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在车上，两边还有三公子张学曾和随身医官杜泽先，以最快的速度向大帅府驰去。
到了帅府东院的小青楼，马上把张作霖抬到一楼的会客厅里，紧急进行抢救。后来，又请来小河沿盛京施医院的院长英人雍大夫，参与抢救。但终因伤势太重，于当日上午9时死去，年仅54岁。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叫小六子快回奉天！”以后灵柩停厝在大帅府东门的东厢房里，直到“九一八事变”。
同车被炸负伤的高级幕僚还有：原农工总长莫德惠，头部受伤;实业总长张景惠，颈部受伤;教育总长刘哲、总参谋长于国翰，也被炸伤。随行的日籍顾问仪峨诚也，面部及手腕受轻伤。后经英文《时事新报》记者披露，此次事件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制造的骇人听闻的“皇姑屯事件”。
炸车时间是1928年6月4日早晨5时23分。
日籍顾问仪峨诚也成了陪绑，也受了轻伤。关东军认为：“为国家前途，牺牲一个嵯峨来爆炸列车，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河本大作：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人，奉天派就会四散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干的，但他们竟厚着脸皮硬是不承认。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约见张作霖的日文秘书陶尚铭，虚伪地说道：“据关东军所得情报，炸车确系出自南方间谍之手，实为张作霖将军不幸。”日本政府对此一直讳莫如深。直到20年后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在东京审判时，始由日本前陆军省兵工局长、事件的参与者东宫隆吉少将(当时是上尉)揭露供述，才知道这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等人所犯下的罪行。
东宫隆吉供述，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是设计暗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炸车时，东宫隆吉上尉担任沈阳独立守备大队中队长，驻守皇姑屯的三洞桥附近。他接受河本的指示，负责炸车的技术工作。爆炸时的按钮就是他按的。因此，他洞悉整个事件的内幕。后来，河本又口述了他策划阴谋刺杀张作霖的更多内幕情况，由历史学者笔之于书，才使事件的全貌大白于天下。河本的《我杀死了张作霖》，就是他的自供状。
河本大作自述，他在关东军任高级参谋时，曾以随员的身份，参加了日本东京的东方会议，在会上，讨论了日本对满蒙的政策，他力主对于奉天军阀已非外交抗议所能收效。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强调用武力来解决。田中首相也同意这个主张。于是，大体上决定了以武力解决的方针。
河本大作狂妄地说：“我认为，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便会四散。”“干掉头子。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他的言论得到少壮军人的拥护。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有田中首相“放手而为”的指示，遂裁定照河本主张行事。于是，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就开始实行了。
河本当即派竹下义晴和田中两参谋，赴京侦察张作霖的行期。他们二人借同北京武官处联络的名义，从事调查张作霖之列车编组及行车时刻。很快，竹下就拍来了密电，说张作霖已经决定出关，并报告了火车的预定行程。因此，河本便派出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石野芳男大尉到山海关，武田丈夫、神田泰之助到新民屯等京奉铁路要地，命令他们切实监视火车到达和启动的具体时间、地点，并及时报告他。
关于暗杀地点问题，他们对照地图，一再研究。开始认为巨流河上的大铁桥很合适。于是派某工兵队中队长去侦察，结果发现奉军戒备森严，无隙可乘。而且，安装炸药最少也得一个星期，时间也不够。这个地点只得放弃。后经多方研究，得出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点最为安全的结论，因为满铁线在上面，京奉线在下面。日本人在那里活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同时，根据非法的南满铁路条约，中国军警是不能靠近南满铁路的。这就为他们布置埋设重磅炸药，提供了便利条件。
关于暗杀方法问题，他们也精心策划。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用炮弹袭击火车，一种是用炸药炸毁火车。如果用第一种方法，马上就会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如果用第二种方法，也许能不留痕迹地达到目的。因而他们选择了第二种方法。
此外，为了预防爆炸失败，他们又策划了第二道计划，即令火车出轨翻车计划。他们计划乘混乱之机，使刺刀队冲上去刺杀。特派荒木五郎率领一支队伍，充当刺刀队。
关于现场布置及爆炸执行问题，他们选中了驻守当地的日本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隆吉上尉。并自朝鲜新义州调遣工兵一组，携带电气发火之500磅高爆炸药两箱，配属其作业。特派关东军神田、富田两大尉负责勘定地点;派工兵队长管野装置电流炸药;派东宫隆吉专门负责控制电流。日本关东军派自朝鲜调遣来的工兵，在铁路交叉点上，工作6个小时，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分装在30个麻袋内，装置在铁路交叉点桥墩上面的两处地方。为了保证爆炸成功，他们设置了两道爆炸装置。同时，在桥墩500米外的了望台上设有电线按钮，以控制触发爆炸。
为了掩盖其罪行，河本又阴谋设计了嫁祸于南方国民革命军的计划。
从揭发出来的历史事实看，河本大作只是谋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而真正的元凶，则是关东军的整个高层，乃至日本政界的高层。他们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此占领整个东北。但是，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东北的元老和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临危不乱，处置有方，东北才平稳地渡过了这个难关。
张作霖的儿子们
张作霖的三子张学曾，与张学思一母所生，少年时候顽皮捣蛋，据说是帅府中唯一敢当面向张作霖提要求的人。张学曾成年后，曾在北戴河交了一个外国女朋友。这事被许夫人知道后，大为光火：“混账东西！一个堂堂中国人娶个外国女人，成何体统？”许夫人命张学曾跪在地上，拿起鞭子就抽，还把他绑起来，交给时任天津市市长的张学铭处理。张学铭不知如何是好，又交给张学良处理。张学良对这事哭笑不得，只能对老太太好言相劝。后来，张学曾先后赴日本、英国留学，后又定居美国，在联合国工作。他共有二子一女，均在美国。
张学森是张作霖的第五个儿子，从小喜欢舞枪弄棒。为此，张作霖特意找了有名的拳师教授其武术。八九岁时，张学森见父亲及家人每从仪门走过，卫兵总是立正敬礼。他觉得好玩，就在仪门那儿来回跑，弄得卫兵手忙脚乱地不断敬礼。一日，小学森故意将卫兵的枪碰倒了，枪刺把他的脚面划破点儿皮，出了血。小学森耍赖骂卫兵。张作霖问明情况后，气得脱下鞋，将小学森摁倒在仪门前，当着卫兵的面，狠狠地用鞋底抽了一顿，并当场让他给卫兵道歉。就因为此事，后来有人也称帅府的仪门为“教子门”。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森离开沈阳寓居天津，后又留学美国学习航空，学成后在台湾工作。张学森是兄弟中与张学良关系最密切的。其女儿张闾蘅被张学森委派，长期在张学良身边，照顾张学良。改革开放后，张闾蘅即回大陆参观、访问，是早期张学良了解大陆、与大陆部属亲属沟通的唯一渠道。1986年秋，张闾蘅曾回到张作霖的墓地驿马坊扫墓。这是张氏家族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前来祭扫的后代。在驿马坊，张闾蘅声泪俱下，说：“谢谢政府对张家祖坟的保护。”
1990年亚运会期间，张学森受邀第一次回到了祖国大陆。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亲自接见了他们一家。这次行程中，张学森还专程到天津探望亲友。80多岁的张怀英病在床上，拉着弟弟的手泣不成声：“以为今生今世，咱们再也不得见了。”张怀卿见到张学森时，更是激动万分，说：“我想念大哥，盼着多活几年，盼兄妹见面的那一天。”张学森将两位姐姐的生活录了像，带回去给张学良看。张学良看了，也激动不已。
1992年，张学森夫妇带着两个女儿回到阔别61年的家乡沈阳，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帅府，张学森还跟女儿讲起“教子门”的故事。晚上回到宾馆后，却忍不住落了泪。原来，他们到达的那天恰好是9月18日。一甲子的轮回，让已经72岁的张学森忍不住老泪纵横。张学森说：“我很早就想回来看看。已经离开家乡整整61年了。”随后又说：“相信我大哥不久会回来，那时我再陪他去看(驿马坊)墓园。”
这次参观，张学森对所有场景都拍了照，他说，他要多拍些照片给大哥看。
1995年9月初，张学森来北京参加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大会。在京期间，曾和于魁智一起切磋唱腔。临分手时，他和于魁智商定：“明年6月1日，大爷(张学良)96岁大寿。他最喜欢听你唱了，请你们到夏威夷来，咱们好好热闹一回！”不料三天后，他竟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不幸在北京去世。
张学森的女儿、长期陪伴在张学良身边的张闾蘅觉得一定要完成父亲的这个心愿。1996年，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时，阎明光正准备去夏威夷给张学良祝寿，也恰好有这想法，便请了于魁智同去美国。
六子张学浚1922年出生，肄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曾在国民党军统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迁往台湾。七子张学英新中国成立前去台湾，具体情况不详。
张学铨是张作霖最小的儿子，出生前，正是郭松龄反奉、大军逼近沈阳城之际。当时张作霖已经准备火烧大帅府，举家逃往大连。张学铨出生时，正好是郭军被消灭，张作霖一高兴，便给张学铨取小名叫太平郎。
如今张家的第二代大多都已作古，八男六女中只有张学敏还活着。但张家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却已遍布世界各地，他们虽然已没有了老辈人的耀眼光环，但生活得都很安逸，相信张作霖、张学良若地下有知，一定也会感到欣慰。
张作霖的女儿情境各异
张作霖有六个女儿。张首芳是张作霖原配赵氏的独生女，是张作霖最大的孩子。二夫人卢氏只有张怀英、张怀卿两个女儿。张怀瞳和张怀曦是四夫人许氏所生，是张学思的同母姐姐。张怀敏是张作霖最小的女儿，六夫人马月清所生。
张首芳被张作霖许配给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儿子鲍英麟。张作霖死后，鲍英麟提出离婚另娶。但张首芳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不同意离婚。但最终鲍英麟还是另娶新人，张首芳为此一生郁郁寡欢。“九·一八”事变后，张首芳跟随张学良到处颠沛流离，直到西安事变。新中国成立后，张首芳定居北京。由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一度非常困难。周总理知道后，特意调拨了一处住房，并给张首芳发放定期补助，使其安度晚年。
张学良与张首芳感情很好。晚年张学良回想起这位大姐，总是感慨万千。母亲死时，张学良年仅十二岁，大姐首芳年长张学良三岁。为此首芳担负起了照顾弟弟的责任。在张学良被幽禁时，首芳非常思念弟弟，曾托莫德惠带信给张学良，寄托思念。张首芳生有三女二子，她于1954年病逝于北京。
二女儿张怀英与四女儿张怀卿一样的命运，张怀英嫁的是傻子(前文已有专门介绍)，四女儿怀卿嫁给了辫帅张勋的儿子张梦潮，张梦潮患有神经官能症。张学良主政后，做主给两个妹妹离婚。1990年张学良90岁大寿的时候，张怀卿曾回沈阳大帅府，并题词“福寿康宁”。1992年，张怀卿在天津去世。
三女儿怀瞳嫁给赵尔巽的小儿子赵天赐。婚后夫妻两人感情和睦，“七七事变”后举家迁居美国，生活幸福。
五女儿张怀曦曾被许配给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的儿子，还未成婚，张作霖便被炸身亡，这门婚事不了了之。“九·一八”事变后，张怀曦去了美国，结婚生子，生活安定。1991年，张怀曦派其子张永琪回沈阳大帅府探访，张永琪代表母亲题词：多谢家乡父老还记得张将军。
张作霖被炸身亡时，张怀敏只有四岁。日军占领沈阳后，随母亲去了天津。辅仁大学毕业后，嫁给原奉天省长翟文选之孙翟元坤。1948年随马月清去台湾，在台湾某大学任教授。张学良到了台湾后，张怀敏时常带些张学良爱吃的食物去看望他。
2008年12月，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工作人员赴台湾新竹县参加张学良故居开馆仪式，见到了已90多岁的张怀敏。张怀敏精神矍铄，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在台湾与张学良交往的一些往事，并表示有机会一定再回大帅府。
张学良三个儿子早逝
张学良与于凤至共育有一女三子，分别是张闾瑛、闾珣、闾玗和闾琪。儿子的名字取自《诗经·尔雅》：“东方之美者有巫医之珣、玗、琪焉”。
还在子女很小的时候，张学良就把孩子们送到沈阳一个着名的画社——“湖社”学画。陈师曾、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着名画家都曾指导过张学良孩子的绘画。在画社不定期出版的刊物《湖社月刊》中，随手就可翻到张闾瑛及其弟弟们的大量画作评介，文中充满了画界大师们对张家小姐少爷的赞叹之词，如：“闾玗公子年甫十岁亦能画山水，而章法奇古，笔墨苍浑，将来殊可未量。”而在刊载师徒们分手前的合影时，月刊撰文对“张副司令之男女公子”进行了一番评价：“沉静好学，聪慧过人进步极速，习国画四五年，或笔致劲健或潇洒天真或肃穆有逸气……”至今在张氏帅府大青楼二楼于凤至卧室中还有子女们绘画的复制品。
长子闾珣从小聪明而又淘气，深得爷爷张作霖的喜欢。有一次，闾珣悄悄跟在张作霖身后，张作霖到哪，他跟到哪。后来被张作霖发现，揪住鼻子，问：“你不去玩，跟着我干吗？”闾珣认真地说：“我在数，你一天能说几个‘妈拉巴子’。”张作霖听了，抱起闾珣哈哈大笑。原来张作霖在家里、在熟朋友面前爱骂“妈拉巴子”，人们听惯了，也没人在意。没想到，小闾珣却起了好奇心，决心跟定爷爷，数一数他从早到晚能说多少“妈拉巴子”。
1933年张学良下野出国考察，闾瑛、闾珣和闾玗也一同前往，并留在意大利学习。后来，由于意大利承认伪满洲国，张学良愤而与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绝交，子女也随之离开意大利，转往英国。在英国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的空中大轰炸，导致张闾珣的精神出现严重的问题，1954年逝世，年仅37岁。
二儿子张闾玗继承了张学良的运动天赋，从小喜欢骑马、跑步、打网球。1929年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上，闾玗在万众瞩目之下和张学良表演打网球，球技精湛，令时人大为赞叹！1958年，在美国的闾玗因车祸重伤，不治身亡。
三子张闾琪生于1919年，从小聪明伶俐，文思敏捷，格外受父母的宠爱。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29年，闾琪染上了肺结核。在那个时代，得了肺结核差不多可以宣告死亡。虽然张学良遍请名医，于凤至精心照料，可还是无力回天。张闾琪1931年死于沈阳，张学良痛苦至极，甚至不想活了。张闾琪死后，各种各样的传说非常多，有说是日本人害死的，还有说是医生操作不当导致X光机爆炸，被炸死的。闾琪死后不久即爆发“九·一八”事变，令闾琪的死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各种传说也流传至今。
女儿张闾瑛在英国留学期间与陶鹏飞相识。陶鹏飞是辽宁凤城人，东北大学第一届毕业生。闾瑛婚前，曾有人把闾瑛介绍给孔祥熙的儿子。但张闾瑛不为孔家的财势所动，说：“要嫁就嫁给布衣”。张闾瑛与陶鹏飞结婚后，在美国定居。
1961年，陶鹏飞、张闾瑛夫妇去台湾参加“阳明山华裔学人研讨会”。趁此机会，张闾瑛向台湾当局提出探望父亲的请求。没想到，台湾当局来个不理不睬。张闾瑛没办法，找到张学良的密友张群帮忙。在张群的斡旋下，张闾瑛终于被允许与父亲张学良见面。1934年，张学良与闾瑛在欧洲分别时，闾瑛还是一个小姑娘。现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张闾瑛已为人妇，有了孩子。而张学良已头发花白，步入暮年，父女俩见面，相拥而泣，在场人无不感慨万千。这也是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女婿陶鹏飞。但由于当局的严格限制，见面的时间仅仅一个多小时，就不得不再次分手。
1990年张学良重获自由，自此张闾瑛每年都飞回台湾看望父亲。现今已90多岁的张闾瑛居住在美国，含饴弄孙，身体健康。
张闾琳不会说中国话
张闾琳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所生的唯一儿子。10岁那年，赵四小姐要去陪伴囚禁中的张学良，便把闾琳送到美国，托付给伊雅格。
为了不让张闾琳身份暴露，伊雅格将张闾琳改了美国名“克尔”。很快，张闾琳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把中国话渐渐忘得一干二净，到后来，张闾琳连父亲张学良的名字都不会说了。
由于张闾琳天资聪慧、学习勤奋，中学毕业后便考取了加州大学，攻读航天专业。大学毕业后，张闾琳终于成了一名航天方面的专家。
1952年，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帮助下，赵四小姐终于找到已多年没有音讯的闾琳。1956年，张闾琳第一次来到台湾。从此，张学良、赵四小姐终于和自己不会说汉语的儿子有了往来，共享天伦之乐。
张闾琳在加州大学读书时，结识了一位华人少女陈淑贞。当时张闾琳并未告诉陈淑贞自己的家世。陈淑贞也不愿意追根探底。直到结婚后，陈淑贞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夫君就是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的儿子。而张闾琳也才知道，温柔漂亮、知情达理的夫人是“南天王”陈济棠的侄女。两个名将之后，在异国他乡喜结连理，真可说是天作之合！
张闾琳与陈淑贞结婚后生有两个儿子，老大张居信1962年出生，斯坦福大学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在科研领域有突出贡献，曾获得美国全国科学奖金。次子张居仰，生于1967年。
1994年5月，张闾琳和妻子陈淑贞第一次经香港、北京回沈阳探亲。他们夫妇来到北京以后，坚持要以非官方的身份，即以华裔旅美航天专家的身份进行访问。有关方面遂邀请张闾琳到航天航空公司去参观我国历次发射的卫星、火箭的实物及模型。参观后，张闾琳对祖国航天工业的迅速发展感到分外欣慰。
随后，张闾琳回到辽宁，代表父亲凭吊祖父张作霖的“大帅陵”。看到眼前雄伟气派的“大帅陵”，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仍然保存得十分完好时，张闾琳心中充满感激之情。为了能让远在大洋彼岸的父亲放心，张闾琳用摄影机拍下了陵区的全部景物，带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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