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两三点钟，在位六十年的一代英主康熙大帝宣告病危。
关于康熙之死和雍正继位，《清圣祖实录》的记载与雍正本人在《大义觉迷录》中的陈述相似：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九，康熙偶染风寒，在畅春园静养。命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赴斋所，准备代行十五日南郊冬至祀典。
十三日丑刻(凌晨1～3点)，康熙病危，急召在斋所的雍正(时为雍亲王)入见。命吴尔占代行祀典。
寅刻(凌晨3～5点)，雍正尚未赶到，康熙又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谆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礻我、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及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时除恒亲王允祺因冬至奉旨往孝东陵行礼不在京师外，皇十五子贝勒允禓、皇十六子庄亲王允禄、皇十七子果亲王允礼、皇二十子贝勒允祎等都在康熙寝宫外等候。
巳刻(上午9～11点)，雍正赶到，急入寝宫问安。康熙告诉雍正自己病情日增之故。雍正含泪劝慰老父。这天，雍正曾一连三次进见请安。
当晚戌刻(晚上7～9点)，康熙驾崩。
正在雍正“哀恸号呼，实不欲生”之际，隆科多宣布康熙遗诏，胤禛承继大统。雍正“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雍正叩首，劝其节哀，雍正“始强起办理大事”。
大行皇帝康熙的遗体被连夜运回大内。先此一步，雍正已在隆科多的护佑下提前驰回紫禁城，以哭临大行皇帝梓宫。接着，皇城九门紧闭，隆科多亲守朝阙，非有旨令即亲王也不许入内，一直到二十日国丧。
十七日，谕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继位登极的康熙遗诏自宫中捧出。礼部堂官于乾清门外跪接，从中道捧至午门外，安于层台上，张黄盖。百官着素服，行三跪九叩礼，跪听宣诏。宣诏毕，百官起立默哀，再行三跪九叩礼。礼部堂官将诏奉放于安龙亭内，又从中道出大清门捧至礼部，由礼部派员颁布天下。
二十日，胤禛即位，免百官朝贺，诏告天下，以明年为雍正元年。
而各种指斥雍正以阴谋手段矫诏夺嫡、谋父篡位的谣言，几乎同时沸沸扬扬地传布开来，甚至远播海外。康熙六十一年朝鲜使臣李混等回国后，报告朝鲜国王康熙之死、雍正即位的情况时说：“或称秘不发丧，或称矫诏袭位。内间事秘，莫测端倪。而至于矫诏，则似是实状。”
在有关康熙之死、雍正即位的官方记载中，确有不能解释的很多疑点。
首先便是“八人同受遗诏”的说法。
官方记载，康熙临终有允祉、允祐、允禩、允禟、允礻我、允祹、允祥、隆科多八人，在病榻前同受命雍正继位的遗诏，另有允禄、允礼、允禓、允祎在寝宫外等候。这确是雍正即位名正言顺最有力的证据。然八人中，允禩、允禟已经不明不白地死去;隆科多已经被禁锢而亡;允礻我正在禁锢中;允祉、允祹，一个被革亲王、一个被革郡王;允祐明哲保身唯求苟活;允祥正是雍正的心腹。没有一个人可能出来对证。
“八人同受遗诏”正是出自雍正本人之口，从雍正对八人同受遗诏的不同说法，可以看出某些蛛丝马迹。
“八人同受遗诏”，最早的版本是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成书的《大义觉迷录》，在这以前，从没有过相同的记载。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在一篇上谕中说，康熙命他继位，是在病危之时仓促间“一言而定大计”，并没有一字提及“八人同受遗诏”的事。
在雍正五年十月的一篇上谕中，雍正才开始说到诸皇子同受遗诏的情节，但也只是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并没有具体指明是哪些皇子入见。
即便是八人同受遗诏的说法出台之时，雍正仍一方面说，允禩、允禟久蓄邪谋、希图争位，若不是亲受传位遗诏，怎么肯“俯首臣服于朕之前”？一方面又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允禟。按：允禟后被雍正改名为“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而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允禩。按：允禩后被雍正改名为“阿其那”。)并不哀戚，乃于院外依柱，独立凝思，派办事物，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这显然反映出他们对雍正继位全无思想准备，如已受遗诏，又如何会有此种表现？
当然，在雍正前后矛盾的叙述中，可能有两种谎言：八人同受遗诏可能是假的;雍正所述塞思黑(允禟)、阿其那(允禩)在康熙辞世之日的反常表现，也可能是假的。后者，也有可能是雍正捏造事实、夸大其词，以置塞思黑(允禟)、阿其那(允禩)于死地。
但又有以下疑点：
康熙病危之时，十万火急召雍正进见。雍正从天坛斋所赶赴畅春园，为什么竟用了五个时辰(九至十个小时)？
假如在雍正进见康熙之前，已有八人同受遗诏，为什么在他进见之后十个小时，包括一日三次的请安，康熙仅和他谈论病情缘起，并无一字提及传位大事，八人之中也并无一人向他透露传位遗诏之事，使他在康熙死后得知命他继位的遗诏时，竟至“惊恸昏仆于地”？
为什么宣布传位遗诏时，除皇子外，只有康熙并不欣赏、也并非唯一皇亲国戚及重臣的隆科多一人在场？
为什么雍正一即位，即迫不及待地杀掉康熙晚年经常传达康熙旨令的近侍赵昌，而使全国震惊(据当时在京的传教士马国贤言)？即下令收回康熙所有的朱批谕旨，声言“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现断不宽恕，定从重治罪”呢？
这些似乎都隐示雍正即位的不合法性，都隐示雍正的即位是一个阴谋。
那么，雍正既背叛其父康熙的意志阴谋篡位、做了亏心事，便似乎埋下了他日后犯发心病的病根。
一辈子要强的雍正，不会将内心深处的“病根”告诉任何人。持有雍正篡位观点的人，是从一些反常事件中，强烈感到了这一铮铮铁汉内心中无可名状的虚弱和恐怖，特别是只能由他自己一个人强忍独担的那种无助的虚弱和恐怖。
康熙生前居住的畅春园，是规模最大、最为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雍正即位后弃而不居，另拨巨款营建圆明园，作为自己经常居住的行宫。
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是北京以外、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自康熙开始，几乎所有的清帝，每年平均约有一半时间在那里处理朝政，接受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朝觐，在那里行围打猎、摔跤较射、赛马火戏。雍正为皇子时也经常陪侍康熙前往避暑山庄。然他即位后直至去世的13年间，却再也没有去过一次避暑山庄。
京东马兰峪，是清入关后帝陵陵区所在，雍正祖、父——顺治、康熙均葬于此。雍正则一反常规，不入祖坟，将自己的陵寝建在了数百里以外的京西易县。这给他的子孙出了个难题——死后归葬何处？最后乾隆帝立了隔代间葬两陵的规矩，才有了后来“清东陵”、“清西陵”之分。
雍正远远地避开了他的父亲康熙。
雍正相信世上有鬼。他曾说：“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朕于天人感应之间，信之甚笃，知之甚明。”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鬼，在心中，按照“雍正夺嫡”的观点，他正是做了亏心事，心中有鬼，方才不敢也不能面对父亲的亡魂。
与之对立的一种观点，则认为雍正并非“篡位夺嫡”，而是正常承继大统。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包括持有相反观点的人)，很轻易地批驳了以下数种雍正“篡位夺嫡”的说法：
一是改诏说。关于雍正即位，民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康熙传位遗诏上原来写的是“传位十四子”，雍正与隆科多勾结，将“十”字，改为“于”字，成为“传位于四子”。经考证，此说属明显讹传。清朝诏书向来用满汉两种文本，康熙辞世，事起仓促，遗诏用一种文本亦可理解，但这一文本恰恰是满文。为此，宣读遗诏的鸿胪寺官员，还受过御史汤保等人参劾。满文无法以上述说法进行更改，即算有汉文遗诏，改诏也不容易。清制，称诸皇子时，一定要有一个“皇”字，如“皇长子”、“皇二子”、“皇十三子”，不能称为“长子”、“二子”、“十三子”。若将“十四子”的“十”，改为“于”，则成为“传位皇于四子”，于理不通。况且清代“于”、“於”并不通用，“传位于四子”当时应为“传位於四子”，以“十”字为基础，难以改成“於”字。后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之弟溥杰也曾说过：“从当时情形看来，康熙即便有遗诏，也是用满文写的，不可能用汉文书写。因此，所谓雍正把‘十’字改成‘于’字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一是矫诏说。关于雍正即位，民间有另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康熙临终之时召哪一位皇子前来，便意味着将传位于他。康熙本来是想降旨召十四阿哥允禵前来——当时十四阿哥允禵以大将军王的身份，正在西部领军进行平定准噶尔之战，但这道圣旨被隆科多藏起来了，没有发往西线。隆科多另拟了一道圣旨，即所谓“矫诏”，将四阿哥雍亲王胤禛召到了康熙御榻之前，康熙一看来的是四阿哥，再召十四阿哥已来不及，生米做成熟饭，没有办法，只得将皇位传给了雍正。经考证，此说法也属明显讹传。清帝下旨有一套固定程式，康熙若想召皇十四子前来，应由内阁承办，撰写诏书，再由兵部经驿站发送至西线。隆科多既不是内阁学士，又不是兵部尚书，没有可能隐瞒这一圣旨，矫旨召雍正前来。
一是下毒说。关于雍正即位，民间还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雍正毒杀了其父康熙。康熙本来已经痊愈，雍正进了一碗参汤，康熙喝完就死了。经考证，此说法仍属明显讹传。康熙从不喝参汤，也从不赞成喝参汤。
持雍正正常即位观点的人们认为：
康熙病危，事起突然。即使他本来想传位十四阿哥，但十四阿哥远在数千里之外，传诏、来京需二十八日，国不可一日无君，况诸皇子激烈纷争，势同水火，若康熙已逝而新君不至，天下岂不要大乱！以康熙的圣明，没有可能在此时传位十四子。于是，康熙十一月十三日病危时，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
康熙偶感风寒，当日即发透了汗，病情确属不重，然这并不能说明他一定死于非命。六十九岁高龄，久病之身的康熙，完全有可能因感冒引起其他病症，突然诸疾并发，不治而亡。
雍正斋戒期间，康熙将其召至寝宫。当天雍正三次进宫请安，这确属非常行动，但非常行动是否有可能负有康熙的特殊使命？
康熙多年不准立太子。他可能如朝鲜使臣所云，将头顶所挂念珠赐给雍正，对他说：“这是顺治皇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我赠你，其中之意，你自己体会得。”却不会在身体感觉尚可之时，当面立雍正为太子。既如此，康熙也有可能要求同受遗诏的八个人，在其死后再宣布传位旨意。
这些，一条一条反驳了“雍正夺嫡”的说法，昭示雍正是正当的合法继位。
疑案，是康熙诸皇子储位相争的结果。
那么储位相争、储位相争中的雍正，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康熙朝原有储君。
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十三日，康熙立嫡长子(皇二子)、正宫孝诚皇后所生的允礽为皇太子。据说，皇太子“仪表英奇，天资粹美”。他通晓满汉文字，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他娴熟兵马，八岁即可左右开弓;他精明干练，二十岁即可代父处理朝政;他“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
然而，太子的地位越来越尊崇，权势也越来越大，臣以索额图为首，为希图将来的荣利，自然而然趋赴太子门下，结党营私，成为太子党人，形成了朝廷以外的第二个权力中心。在特殊环境下长大并形成自己势力的太子，日益骄横，抢班夺权的急迫心情时有表露，甚至曾口出怨言：“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
更严重的是，康熙甚至觉察到了太子及太子党谋害自己、发动政变的端倪！康熙不得不采取果决行动，于康熙四十七年废掉了太子。但为制止诸皇子纷争储位，第二年，康熙重立太子。然而由于矛盾无法调和，康熙忍无可忍，又于五十一年再废太子。
储位虚悬，给诸皇子造成了争位的机会。
雍正没有机会。以排行论，雍正是老四，除皇二子允礽外，上面还有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以才能、财力、党羽论，下有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
然而他们——皇长子允禔、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太疯狂、太性急了。
皇长子允禔背后，也聚集了一个“皇长子党”，首领原来是允禔生母惠妃那拉氏之兄、权臣明珠。时有谣言：“要做官，问索三(索额图)。要讲情，问老明。”明珠被罢黜后，又有两位外戚，即侍卫内大臣鄂仑岱、一等侍卫隆科多支援允禔。在废太子之前，允禔自以为按照“立长”的原则，皇太子非己莫属。不料康熙在废太子同时明确宣布：“朕前命允禔保护朕之安全，并无立允禔为皇太子之意。允禔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
允禔见自己争位无望，转而党同皇八子允禩争位。皇八子允禩在皇九子允禟等人的支援下，上蹿下跳疯狂结党，其能量之大，甚至尚在拘禁之中，仍能与诸大臣暗通消息，控制廷议局势。康熙下令廷议举奏皇太子，诸大臣手心写一“八”字，相互示意，结果满朝文武均保奏皇八子允禩，书“八阿哥”于纸，全然不顾康熙曾不止一次说过，“八阿哥允禩向来奸诈”，“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如有一人称道八阿哥好，“朕即斩之”！
皇八子允禩集团不能不受到康熙的唾弃。康熙为允禩下了定论：“八阿哥系辛者库(按：辛者库的意思是“管领下食口粮人”，也就是内务府管辖下的奴仆。)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听相面人张明德之言，即找人谋杀二阿哥，他想杀二阿哥未必不想杀朕！他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见朕年老，岁月无多，或者逼宫篡位，或者等朕死后、因曾有群臣所保谁敢争执，而自以为万无一失了！朕深知其不孝、不义行为，自此朕与胤禩父子之义绝矣！朕只怕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者。若果如此，朕只有含笑而殁已耳！朕深为愤怒！特谕尔等众阿哥，俱当念朕慈恩，遵朕之旨，始合儿臣之理。不然，朕日后临终时，必有将朕置乾清宫，而你等执刀争夺也。胤禩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切骨，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也！”
皇长子允禔因谋位无所不用其极而被禁锢高墙;皇二子允礽两遭废黜，成了一具政治僵尸;皇八子允禩露骨谋位，受到了康熙的唾弃，他们已与储位绝缘，唯有向隅而泣。皇三子允祉年长有学识，却无政治远谋与行政才干，并非康熙心目中的继承人。
可能成为康熙属意的人选只剩下了两个——皇四子胤禛(雍正)、皇十四子允禵。
雍正似乎有了机会。雍正于康熙十七年(1687年)十月三十日出生。像一切“真命天子”出生时的记载一样，官书记载雍正之母“梦月入怀，华彩四照”，“诞生之夕，神光煜瀹，经久弗散”，然这样的记载，却掩盖不了雍正之母家世的微贱。
雍正之母乌雅氏，在雍正出生时还没有正式封号，翌年方被册封为“德嫔”。传说，她并非康熙宫人，而是卫氏之妾，康熙偶见幸之，才有了雍正。
虽然雍正出生后即为贵妃佟佳氏领养，但他仍然仿佛自幼就笼罩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的阴影。这阴影使他的欲望反而比任何人都更加膨胀十倍;这阴影使他学会隐忍。
雍正习惯于冷眼旁观与冷静思考，动心忍性与敛气自守。他提醒自己承认、也确实表现出绝无雄心大志，绝无力量参加争位角逐，而把全副精力放在孝顺父亲、友爱宗亲之上。
父亲康熙和所有的皇子均不把雍正当作对手，也就是均不把雍正当作敌人。雍正便在“天下第一闲人”的招牌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最有效的夺位准备工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康熙开始对雍正另眼相看，称赞雍正“能体朕意”，“可谓诚孝”。常令雍正代替自己参与祭祀活动、处理政务和宫中事务。据载，雍正曾代表康熙参与大祭二十二次，为其他皇子所无。康熙晚年，经常临幸雍正花园，由雍正陪同散心解闷，对雍正表现了不同寻常的情感。而且康熙尤其钟爱雍正之子弘历(后来的乾隆帝)，称其母为“有福之人”。
然而，雍正仍然难说有了机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雍正尽管多次被委以祭祀的大事，却并未得到过康熙军事上的重用。从这一点说，康熙似乎更中意于皇十四子允禵。
康熙五十七年，康熙破格任命贝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用正黄旗纛，亲王体制，称大将军王，率师西征。出师典礼极其隆重，康熙亲谕青海厄鲁特各部：“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与我当面训示无异。”
皇八子允禩嗣位无望，允禩党人全数转而倒向皇十四子允禵。他们称道允禵“才德双全，我兄弟们内皆不如”，“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之皇太子一定是他。”于是与允禵紧密勾结，联成一党，极大地增强了允禵的力量。
当然，也并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康熙将十四子允禵视为皇八子允禩一党，以允禵为“行同狗彘之阿哥”，将允禵委以高位重权调出京师，一为分散他们的力量，减少身边威胁，一为麻痹允禩、允禵之党，缓和争位的紧张局势。
康熙临终，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雍正被派往天坛斋所备行南郊大禩，允禵远在西线，两个人均不在康熙近侧。
于是有各种流传的说法，于是各种流传的说法构成了——疑案。
在各种说法中，有一种说法得到了较多人的赞同，这就是康熙因钟爱其孙即雍正之子乾隆，而传位雍正。乾隆帝自己对此深以为然，晚年时多次说，小的时候，皇祖对他特殊眷爱，“已隐有托付之意”。朝鲜《李朝实录》说得更明白，康熙去世后，朝鲜远接使金远迎接赴朝颁发讣告的清朝敕使时，从敕使“译舌”(翻译)口中得知：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剧，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按：乾隆即弘历为雍正第四子。因雍正前二子早逝，故以乾隆为雍正第二子。)
无论雍正，还是允禵，都不是康熙心目中“坚固可托”的理想人选，直到临终前，康熙还在他二人之中举棋不定。或许弥留之际，爱孙弘历的形象总是在康熙眼前盘旋，使他终于下了决心：有条件地传位雍正。这个条件，便是以其子弘历(乾隆)为皇太子。这一选择，即对争储失败的诸皇子也算有了公平的交代，表明了康熙既爱其孙，又爱其子的良苦用心。那么，康熙这一重大决策为何不见于官书记载，当事人雍正及大学士马齐为何也只字未见透露呢？若从雍正的面子想，应该不难理解。
一位清史专家绝妙地评论：“康熙晚年诸皇子争储棋局可能将具有永久的魅力，它荟萃了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精华。而其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戏剧性的，竟是以一枚过河小卒的出现，了此残局。”
棋是需要人来下的，小卒过河，是高手雍正经过处心积虑的计算、布置、铺垫，在关键时刻下出的决胜一手。
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康熙因诸子争位、骨肉离间而整日心灰意冷、悲愤难当之际，雍正请老父临幸他的圆明园，观赏牡丹。在袭人的牡丹花香中，雍正为老父引见了已十一岁、至纯至诚、雍容聪慧的弘历。仿佛不经意间，弘历在百余皇孙中脱颖而出，被康熙带回宫中抚养，成为康熙在孤寂晚年得到的唯一温馨慰藉的掌上明珠。乾隆帝晚年透露，“皇考”雍正在一年前即有心安排了这一幕，此时从容“奏皇祖”，令他“随侍学习”。
但是，这些均属皇位继承已成定局后的推测，特别是有利于既成事实的推测。上述诸如“八人同受遗诏”之类的疑点，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
而且有的清史专家认为：钟爱幼年子孙是老人的常情，康熙晚年身边经常有子孙陪侍，弘历只是其中的一个，且陪侍时间较短，只有半年。有的子孙陪侍时间更长，也得到宠爱。如康熙幼子允祕、允禧均素为康熙“所钟爱”。孙辈中，康熙最为钟爱的应是废太子允礽的第二子弘皙。时弘皙已经成人，作为皇长孙，地位与众不同，且他的人品才能，远近称赞。据朝鲜国使臣说：“皇长孙颇贤，难于废立。或云太子之子甚贤，故不忍立他子。”弘皙必定与康熙有一段更为亲密的关系，且贤名闻于异国。如果挑选储君要考虑第三代继承人的话，膺选者可能是成年的弘皙而不是童稚的弘历。
况且，在继位问题上也有可能发生非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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